我们的时代需要

“宪政是宪政最好的训练”-胡适，我只是觉得胡适先生这句话似乎说的早了些

1776年堪与美国独立相提并论的大事是一本书的出版，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巨著《国富论》（注《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熊彼特这么评价它，“....他的著作应运而生，恰恰回应了他那个时代的需要。”

转眼就是一甲子，1936年凯恩斯（Kenyns）的《货币通论》（全称，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再次回应了他那个时代的需要。

让我们转向1936年的中国吧，那一年时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回应它？

如何挽救晚清的中国，每个有影响力的前驱都做出了他们自己的努力。革命与改良终也无需那么肯定其对错。
孙中山毫无疑问选择的是革命，他也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理论，所谓“军法之制”“约法之制”“宪法之制”三阶段。简而言之就是军政，训政，宪政。具体说来就是国民党依靠武力占领一个省就进入军政阶段，完全占领后就进入训政，在此阶段，“予以训练人民之时间，予以人民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一段时间滞后，制定宪法，进入宪政（类于西方）。

在夺权与建立政府之间插入一个训政阶段，胡适先生坚决予以反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胡适先生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最怕训政会掠夺人民权利。然而回想一下康梁变法失败滞后的“新民说”，训政不失为务实之举，如此国民恐难宪政！

1928，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党形式完成全国统一，民国自袁世凯去世之后历经风雨终成一统。此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训政阶段。
训政首要特点就是以党治国，党代表国民大会形式权力，亦即权利来源不是人民而是党代会，党即国家，党即政府。但其组织形式有一定特殊性，党组织与政府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行的两套系统，党中央，党地方一套党系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另一套系统，这两套系统只有一个结合点，在中央，中央另设中央政治会议，党通过这个中政会来控制政府，但党的地方组织不能直接控制地方政府，它必须先上述到党中央再通过中央政府下达到地方政府。这样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地方的自主独立性。（这一段描述其实多余，我说起它是另有感想）
以上是训政的组织形式，训政的目的是为了宪政，训练民众，实行自制，党最终是要交还权力的。

6年的时间似乎不够改变一个积重难返的国家，但国民党规定训政为6年，1929-1935年，但最终国民党还是在1936年5月5日回应了时代的需要，起草了《五五宪草》。

1936年中国似乎就可以进入宪政时代，然而西安事变，紧接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宪政成为了破灭的肥皂泡，它的美丽依然让我们向往。

又是70年，我们的这个时代需求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