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时光

早上给豆豆同学写信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这两个月将是我这几年以来一直期盼的快乐时光。
虽然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并不重要。

开始构想如何安排这么宝贵的快乐时光。
每天上网、去图书馆安心看书、一个人游荡在这个城市之中。

想想都有些兴奋！

重构意识形态

五一长假在家翻了翻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以及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陶东风更知名的事情是批诛仙、小兵传奇等玄幻小说，俺到是都看过这些玄幻大作，也不觉得有这么不堪呀，消遣消遣的东西没必要那么认真嘛）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本身就非常复杂，肯定不是这么浅读就能明白的。但对我的最大冲击在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不应该是第一位，首先的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的学术积累。就像丁学良说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强调他们的道德优越感。按这样的标准，在我的眼里还是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

比如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的郑永年，大国崛起系列中有他的一些访谈。
联合早报上的这篇文章，《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的领导权》，颇为认同。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在家国破灭之际认同了社会主义这一整套意识形态。（详细例子可以参见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社会主义由此起家，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但新中国建立之后，直到今天，GCD似乎并没有做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准备。
种种困境之后的改革之路，经济体制的重建更突显了这种滞后的缺陷，妄图小修小补的主观意志在现实困境之前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

政党理念的转变实际上就蕴含了意识形态的重构问题，我们也承认意识形态具有长期稳定性，正如郑永年提到的强统治权、弱领导权问题。但这种变革不正是马克思所归纳的吗？变革将是无可避免的，不可能总用中国特色这个修饰语来解决如今社会主义的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非常赞同郑永年提到的弱化统治权，借助知识分子、民间力量等智慧参与到意识形态的竞争之中去，进而重构整套意识形态。

我并不反对一党政治（新加坡、日本呀都是一党政治），但不希望这一党迟迟不能明确自己的执政党性质，继续那种革命党的思维。

右转的欧洲

与拉美政坛的左转恰恰相反，欧洲政坛整体呈现右转趋势。

北欧五国（norway sweden denmark iceland finland）以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模式著称于世，另一方面却也不失民主政体。这种资本主义可以咱们标榜的社会主义来的实际的多。
但除了norway还为左倾政府掌权之外，其余国家已经开始右转，对其高福利制度进行改革。

昨日的法国总统第二轮选举，罗亚尔与萨尔科奇的左右对决最终以萨氏当政结果。

英伦的布莱尔下台在即，右派保守党登顶的可能性较大。

欧盟的动力火车——德国早在默克尔夫人的带领下开始经济改革。

拉美的左转成为“新左派”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例子。
如今欧洲的右转也可以成为国内主张开放的典范。
但在中国无论是左转还是右转，最终的结果却都是另一番结果。
自由与平等不是只能得其一，而是都得不到。
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角度的考虑。

文化部的寻租

五一回家正好赶上细雨蒙蒙的天气。
一个人穿行于城市之间的时候，我不尽怀疑这难道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吗？
我对于它有着极为强烈的陌生感。
而回到这度过了青春时光的城市，我不由自主的有着一种亲切感。

在家里翻南周时，有篇报道《证儿的逻辑》，see here。
只想大骂文化部是白痴！
但这帮人肯定不是白痴，什么叫寻租？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公权力肆意设租，牟取利润。
另一方面对于文艺行业也将是一种极大的摧残，很简单的例子，人文知识怎么能与自然知识一视同仁呢？

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出，政府不仅仅从内容、领域方面对文化产业有着紧密控制，设立职业考试更进一步消融了市场化力量侵蚀政府控制程度，国家的影响力深深的嵌入到文化这个产业之中。而这显然与改革的世俗化倾向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