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收拾扔在外面的报纸，抬头一看，硕大而又明亮的月亮正快速的穿行于云层中。
那样的月色让我时刻混乱的心灵得以平和。
很多过去以及未来的东西始终困扰。
坐在电脑前听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关于这本《delaying the real world》很让我触动。
半年多前的想法正是如此，我从一个现实世界迅速无缝的转入另一个现实世界，而我的梦想始终只能停留在脑海中，我给自己的选择列出了无数的理由，但每一个理由却经不起简单的一问，这种转入是必需的吗？
很感慨自己这几年的成长，特别是重新回到这个长大的地方后，隐藏的记忆随之慢慢复苏，那些差异更能让我感受到生活意义对于我的重要。
我不应该给自己过多的要求，应该给自己一个虚拟的过渡时段，推迟现实世界的来临。用这段时光寻找自己的生活意义所在。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这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在他史诗般巨著《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
下午在家下载了日本NHK拍的纪录片《激流中国》，之前在学校的VOD看了第一集《富人与农民工》，下午看的是第二集《喉舌与职责》。
总体来说，内容并无新奇之处，像第二集就是以《南风窗》为对象，讲述中国的新闻管制以及记者的奋斗。
然而这些纸面之下的真实，于我来说，是很长时间的阅读后才体会到的。
不由自主的想起索尔仁尼琴，他在苏联斯大林时期写下的这部《古拉格群岛》，真实的记录那一段历史。
用余杰的话来说，我们的苦难是相同的，但谁来记录我们的历史呢？
上周翻了一下凌志军的《中国新革命》，欲言又止的段落充斥其间。
或许我们的历史记录者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就像这套《激流中国》的纪录片，还有港台、海外的努力，但如果都是一些China Watcher，我们的后代可以相信那样的历史吗？
万钢之后，又一个传言变为事实，无党派人士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
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政府体制，行政与政治有所区分，政府的行政部门实行首长负责制。
在中国的行政部门里面，谁都明白市长与市委书记的区别。
万钢与陈竺担任部长之后，也因为其非党员身份，无法兼任党委的名头。
然而，中国特色的党组会议所确定的党委集体领导很容易架空这种非党员出身的行政首长。
避免架空的办法就是让行政首长进入党组会议。
在陈竺与万钢的例子中，党员出身的副部长都兼任着党委书记一职。
虽然现在的突破局限在文教卫部门，但更大的束缚我想是如何发挥部长的作用，即如何融入现有的党委体制。
这个难题或许较之国有企业之中的党委安排（尤其是上市公司）更好解决吧。
转眼就有一个月没有更新这个blog了。
去年在这个blog上的第一篇是8月15日的胜利日，再写的时候就是卢沟桥的枪声了。
回家一周，工作基本没进入状态。
不可否认，对于现实我还是乐观的多了一点，不过正是因为艰难才更有奋斗的快乐吧。
今天看到一条旧闻，十来天没有好好的去看看新闻了，葛红兵关于反日的一篇文章，他主张停止盲目的反日宣传，结果引得无数人斥之为汉奸。
我没有去看他的文章，关于战争的仇恨，我也深受这种教育的熏陶，无法释怀，无法宽容，无法冷静。
但70年来，那一段历史似乎仅仅是一场场爱国教育的最好目标。
没有超越，怎么会泯灭仇恨？
这个blog我还想坚持下去，我希望将他视为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数月之前关于那本《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有人写文，狠狠的批了一把。
不过还有更为触目惊心的，《中华读书报》有文指出，新星出版社推出的美国批判性思维权威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合著的《批判性思维》（乔苒，徐笑春译，2006年12月版）有着让人无法忍受的低级错误。
第思卡提司（《思维方向规则》）：实为René Descartes（1596－1650），即笛卡尔或笛卡儿，法国哲学家、数学家。Rules For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通译《指导心智的规则》。
马石瓦里（《王子》）：其实是大名鼎鼎的Niccolò Machiavelli，即意大利外交家、政治思想家、近代政治思想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或马基雅弗里（1469－1527）。其代表性著作The Prince，通译《君王论》或《君主论》，不是《王子》。
霍布：即Thomas Hobbes（1588－1679），通译霍布斯，英国唯物论者和经验主义论者，现代政治哲学的创建者之一。
劳克：其实是众所周知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著名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启蒙运动的先驱。
错到你基本无法接受的地步，也是牛呀。
我似乎从小就不爱看翻译的书，只是觉得那些文字总是很拗口。但慢慢感觉到中文那众所周知的遮蔽性后，开始看外面的资料。无奈水平有限，翻译过后的东西似乎还是蛮省力，现在才感觉这个很冒险的事情，看来还是得要自己好好学习呀，呵呵！
中美洲地区一向是台湾邦交的重地，但不谐之音向来有之。
哥斯达黎加的左右摇摆持续多年，累及台湾外交人士几乎如同外交救火队。
民族国家本位的世界体系中，外交不过是一国内政的往外延续，其结果就是新华社今天正式发布消息，外交部长杨洁篪同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斯塔诺于6月1日在北京代表各自政府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因此，失意者台外交部长向阿扁以及行政院请辞。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又身居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位置，哥斯达黎加想扩展自身的利益而向北京靠拢几乎是大势所趋。
中黎建交对于台湾的外交生存空间又是一次极大的挤压，毕竟台湾与Costa Rica建交长达一甲子多的时间。
让台湾的邦交接近于零似乎成了抑制台独主张的最好行动，我无法对这样的策略提出什么意见，但只是想那些台湾岛内的民众长期处于这样一个二等世界公民的情况，心里状态肯定不好受吧。不过那些争取生存空间的政客们恐怕也未必是有此慈悲之心吧。
唉！
六一快乐，似乎越大越有童心了，呵呵！
姑且不去说些什么扫兴的话，国企近年来神奇般的实现了大幅盈利（？！）。
对于之前维持都成问题的国企，没有人期望他的利润。
但在诸如中石油连续荣登亚洲最赚钱公司的荣誉之后，国企的分红也就提上日程了。
昨天，国资委主导的分红方案正式获得国务院的同意。
本是天经地义的股东分红也搞得这么费劲，真是有够中国特色的。
但之后，这笔分红怎么用？
这里面还有个疑问，国有和全民所有制这两个概念是否区别？
中国媒体真是善于春秋笔法，美国的阿拉斯加经验迅速被提出，see here。
这种分法看起来挺好，但实际操作起来简直没谱，不妨补充社保？
社保那么大的缺口，国企的股权国资委不想给，那给分红总可以吧？
中国长达几十年的经济成长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个神话。
按照制度经济学派的思路，一个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的国家怎么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成长呢？
无数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各种答案。
白重恩曾经给出这样一个解释，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匿名存款制度（虽然现在已经是实名制，但所有人都清楚这没有什么意义）一定程度上软化了政府的grabbing hand。
王一江在《国家的双重身份与“三只手”》一文中提出，民主的最大功用在于促使政府从法制（rule by law）走向法治（rule of law）。民主的缺失使得一些非制度性的替代性安排得以出现，匿名存款制度正是起到这样一种作用。
想起这些只是因为看到信息产业部宣布放弃博客实名制的法律制定，原因并不崇高，只是技术问题难以解决，加之IT企业的强烈反对。
对于网络博客的匿名制度，我相信这也是对于现行的新闻体制的一种替代性安排。
民主并不是什么万能药，有了民主并不是有了一切就OK了！
他脆弱，只是烂苹果与毒苹果之中的烂苹果。
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不可能是这些非制度性的安排所能支撑的。
同理，我相信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网络世界，文责自负的实名制是必须的，但不能拿掉这个前提！
是不是得去吃上一顿爱菜——水煮肉？
因为下午总算是搞定了答辩，过程顺利的让自己都有些意外。
终于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Congratulations to Me！
下午坐在圆明园的小土坡上，凉风习习，如果还有朋友在身边谈经论道，这应该差不多就是一个美好的大学校园生活了。但在我离开大学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这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有意识的去留心下新闻，可以让你悲观到认为大学是否有误存在价值？
功利性的学科设置、死板而又愚蠢的行政管理、糟糕透顶的校园环境、毫无新意的校园生活如此种种。
但不管怎样，这里面的人是关键。
就像那神奇的西南联大。
听到夏大聘请谢泳的消息，似乎有种清凉，虽然这仅仅是对这愚蠢的体制的一次小小的尝试。
希望这不仅仅只是一次“招安”。
不过我感觉自己还是蛮幸运，因为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算是基本实现了我的大学梦吧。
顺便推荐一篇文章，钱颖一在《比较》上的一篇文章，关于中美大学学科布局的，see here。
免不了又要多扯一句，像《比较》这样实际以书代刊的做法算不算是对现行的期刊行政化的一种巧妙的市场方法呢?
这一次的熊熊牛市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
外资、私募开始退却，公募趋于保守，但散户的热情没有一点冷却的味道，似乎又是全民大炼钢铁的时代。
这个时候，央行的加息、监管层的警告似乎都不值一提，股民的逻辑就是，政府会让我们的钱打水漂吗？
潜台词就是在说，我们是这个社会辛苦的阶层，好不容易有这么个赚钱的机会，你难道还想要我血本无归？
但政府会被股民所挟持吗？
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的经典例子就是房地产了，政府打压房地产的初衷最终变成了对房地产行业的肯定。在一个开放社会里面，政府尊重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值得表扬的事情，所以我比较欣赏美国的游说制度。
可是对于一个仅仅标签着股民称号的群体，就凭这样一种信任政府的逻辑就想挟持政府吗？
这的确是中国特色的国情，我也相信正是因为政府的存在，我们不可能经历30年代的黑色星期二，但bubble破灭的苦果终究是要有人承担的。我们的政府只可能保守一些底线。
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怎么用，Google一下，可能有上百的建议。
但真的没有想到政府会有这样的决策，投PE，在mindmeters上看到这条新闻，In strategy shift, China to buy a stake in Blackstone，简直不敢相信。
从买美国国债到投资PE，变化也有点太大了。一贯的偶像——淡马锡也没这么激进吧？
连黑石的co-founder都说，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cision "huge" and even "surprising" to him.
不过相对凯雷在中国的磨难，黑石肯定是爽翻了，你就偷着乐吧，the relationship opens the door for China to invest in Blackstone's funds in the future.
其中一点还让我心安点， China will invest in the Blackstone firm itself, not in its funds, which invests in companies.
不过类似于养老保险投资对冲基金一样，有点要钱不要命的味道。
看我这样子，投资策略绝对是保守型的，只能买国债了，呵呵！
即便我并不在意牛气冲天的股市，但却不曾想到那种股市的激情早已蔓延到整个生活里了。
月初的地坛书市，“买本股票基金之类的书吧！”
路边的行人嘴里总是听到买股票的消息。
下午一进西单的新华书店，我晕，耳里传来的就是“翻几十倍的黑马”。一位口才实在是很差的老兄在那侃侃而谈，观者无数。
投资那一栏的书架，或坐或靠，挤满了人。
一切就像上世纪30年代，华尔街的擦鞋童也在打听买什么股票。
对于财富的向往那是每个人无可厚非的渴求。
那场史无前例的南海泡沫中，牛顿不也动心了吗？
也正是历史的前景以及现实的思考，都告诉我们这么一个事实。
这一切是无法永久支撑下去的。
小东说的很对，不会恰巧就是我倒霉吧。
赌徒的心理。
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中的问题，但却不相信自己将会是被套牢的一个。
我相信这会是一场快要见到底牌的赌博。
晚间看薛涌先生的blog，在最知名的女篮球教练文章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see here。
素来出口无忌的主持人下台的原因正是美国的“政治正确”文化。
这其实对于国人来说也不陌生，就是文革那一套，一如昨天提到的价值优先，先定下一个美丑、善恶，然后一切都政治化。通俗点的说话就是戴帽子。
但也不能把美国的政治正确等同于俺们的政治正确。
不妨看看这种政治正确思想的形成。
清教徒将自由的种子种到了美洲大陆，渐渐的这颗种子慢慢生根发芽。
自由的理念成为每一个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每一个人在对自由充满渴求的同时，也会对平等有着与生俱来的期望。
然而自由与平等这两个终极价值观念有着内在的矛盾。
罗梭的名言：每一个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自由的名义之下，天赋的不平等以及后天的不平等最终将导致更大的不平等。
美国一步一步的推进平等，林肯的南北内战，从而解放黑奴。
老罗斯福时期的“扒粪运动”。
小罗斯福的新政。
这个自由的国度渐渐的改变了亚当斯密时期的自由主义的内涵。
自由不再是法王路易十六所期待强国富兵的“Laissez faire”（自由放任），而是注入了对于平等关怀的自由。
据说，政治正确的提法来自《女王》杂志主编之口，1992年，《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你政治正确吗？”，这个词语开始广泛深入美国社会。
它的产生正是因为美国社会高度发展之下始终无法解决的弱势群体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等等。
普通人可以忽视他们，但社会的良知——现代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忽视他们。
在知识分子的话语影响力之下，同性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话题成了社会的禁忌，以至于好事者归纳出最最政治正确的就是“同性恋的贫困黑人残疾妇女”。
价值优先的情况下，自然会有如此好笑的推论。
但对于社会弱者的关怀，不正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缺乏的吗？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政治正确的维护对象又是什么呢？
以前有次跟人聊天，聊到中青报的冰点事件。冰点周刊是中青报的副刊，因为刊载了袁伟时的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文章，而遭到中宣部的停刊处理。
文中主要涉及到对火烧圆明园以及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异见。
对于袁伟时的这番言论也是有很多不同意见，与之聊天的这位兄台属于极力反对的那种，我则认为出于言论的自由，何尝不可？
但这位兄台说言论的自由也要看是什么内容，价值优先的那种人。
我自认是价值中立的那种人，何谓价值，价值无非就是人们心目中认为值得追求的有意义的东西。
价值中立就是取消对于价值的判断，各种价值也就没有本质区别。
从本质上来讲，价值中立其实就有否定价值的意思，因为价值本身就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
完全的价值中立可能就会导致虚无。
但在中国这个现实国情之下，个人认为，价值中立优先还是价值判断优先显然是比较清楚的问题。正因为这个社会里缺乏异见，异见才更吸引人。
可怜的Blogger，总要时不时的中断。
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想起那个投弃权票的故事，忘了是谁，每次选人大代表，总是仔细询问各个候选人的情况，最后却是投下弃权票。
我对于blogger的坚持就是那张弃权票，体制内的反抗！
下午再次来到后海，天有些灰灰，水还是带点腥味，密密麻麻的鱼竿刺入水面。
以前单向街的那个篱笆墙内似乎在装修，没有享受到这里的气氛真是可惜。
后海西沿的宋庆龄故居收拾的非常干净，这个传奇的女人见证了中国最波澜壮阔的时代，而又受到最有影响力的男人们的尊重。
展板上一个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进入眼球，我被开国那一段开明、融洽的气氛所深深吸引。
宋庆龄去世前十五天最终加入共产党，第一感觉是有点不理解。
回来的路上想，她这个了却的心愿确是必然，只是到今天，我们无法感受到那种融洽了。
五一长假在家翻了翻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以及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陶东风更知名的事情是批诛仙、小兵传奇等玄幻小说，俺到是都看过这些玄幻大作，也不觉得有这么不堪呀，消遣消遣的东西没必要那么认真嘛）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本身就非常复杂，肯定不是这么浅读就能明白的。但对我的最大冲击在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不应该是第一位，首先的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的学术积累。就像丁学良说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强调他们的道德优越感。按这样的标准，在我的眼里还是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
比如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的郑永年，大国崛起系列中有他的一些访谈。
联合早报上的这篇文章，《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的领导权》，颇为认同。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在家国破灭之际认同了社会主义这一整套意识形态。（详细例子可以参见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社会主义由此起家，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但新中国建立之后，直到今天，GCD似乎并没有做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准备。
种种困境之后的改革之路，经济体制的重建更突显了这种滞后的缺陷，妄图小修小补的主观意志在现实困境之前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
政党理念的转变实际上就蕴含了意识形态的重构问题，我们也承认意识形态具有长期稳定性，正如郑永年提到的强统治权、弱领导权问题。但这种变革不正是马克思所归纳的吗？变革将是无可避免的，不可能总用中国特色这个修饰语来解决如今社会主义的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非常赞同郑永年提到的弱化统治权，借助知识分子、民间力量等智慧参与到意识形态的竞争之中去，进而重构整套意识形态。
我并不反对一党政治（新加坡、日本呀都是一党政治），但不希望这一党迟迟不能明确自己的执政党性质，继续那种革命党的思维。
与拉美政坛的左转恰恰相反，欧洲政坛整体呈现右转趋势。
北欧五国（norway sweden denmark iceland finland）以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模式著称于世，另一方面却也不失民主政体。这种资本主义可以咱们标榜的社会主义来的实际的多。
但除了norway还为左倾政府掌权之外，其余国家已经开始右转，对其高福利制度进行改革。
昨日的法国总统第二轮选举，罗亚尔与萨尔科奇的左右对决最终以萨氏当政结果。
英伦的布莱尔下台在即，右派保守党登顶的可能性较大。
欧盟的动力火车——德国早在默克尔夫人的带领下开始经济改革。
拉美的左转成为“新左派”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例子。
如今欧洲的右转也可以成为国内主张开放的典范。
但在中国无论是左转还是右转，最终的结果却都是另一番结果。
自由与平等不是只能得其一，而是都得不到。
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角度的考虑。
五一回家正好赶上细雨蒙蒙的天气。
一个人穿行于城市之间的时候，我不尽怀疑这难道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吗？
我对于它有着极为强烈的陌生感。
而回到这度过了青春时光的城市，我不由自主的有着一种亲切感。
在家里翻南周时，有篇报道《证儿的逻辑》，see here。
只想大骂文化部是白痴！
但这帮人肯定不是白痴，什么叫寻租？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公权力肆意设租，牟取利润。
另一方面对于文艺行业也将是一种极大的摧残，很简单的例子，人文知识怎么能与自然知识一视同仁呢？
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出，政府不仅仅从内容、领域方面对文化产业有着紧密控制，设立职业考试更进一步消融了市场化力量侵蚀政府控制程度，国家的影响力深深的嵌入到文化这个产业之中。而这显然与改革的世俗化倾向是背道而驰的。
近日，四大部委的部长同时易职被媒体多番解读。
其中的关键正是科技部部长由民主党派人士担当，而民主党派人士素有花瓶的名声，这样的举动被大家广泛的认为中共有意推进党内民主改革。
对此我抱以乐观态度。
在中共善意推进改革之路的同时，八大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呢？
这一点在我看来更是值得思考的，在看章怡和的《最后的贵族》时，对于储安平之类的血气志士可以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但在今天，我很难说有多少人可以清楚地说出八大民主党派的名称。
各大民主党派的理念、加入程序等等对于公众来说基本是绝缘的。
年初两会的时候，我看过一组数字，八大民主党派的人数基本都在十万人左右，虽然人数不多，但从其构成来看，其影响力绝对是大于人数的。
但这些民主党派在公众生活中的缺失，以至于很难寄望于让他们承担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作用，这肯定弱化了其作用。
民主党派更应该主动的推进其自身的变革，这可能是更大的利好消息吧
站在北大百年讲堂的侧面门口，依墙靠着的是大幅的电影海报，我忽然想起这么一个问题，大学应该给你提供什么？
经济观察报连续发起了多届的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说实在的，我并不是很感兴趣，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我看来就像是只是商业的另一种marketing方式。经观的总编辑刘坚称其为商业的噱头。企业的本质还在于盈利。
每个感谢致辞一般都会演变成为感谢cctv 感谢channel v这样毫无意义的言语，果不其然，三星落入俗套，而且领奖嘉宾大多属于跨国公司中华区总裁级别的高管担当，算下来应该是三四位以后了吧。
第一次登台领这份奖的李书福兴致高昂，但寥寥数语却引得众人哄笑，无奈之情想必众人都有感触。民营企业发展的艰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
在中国新闻界执牛耳的南方日报集团的总经理上台说了一句，我不知道这家单位是不是企业？天哪，在这个场合这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国企不是一上市就一切都OK了的。
仔细想想，中国的繁荣之下，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还有中外合资，各自的境地显然大不相同，其背后的意义更是深远。
借用最后吴晓波同志的一番话，企业就是企业，好好做好一些最内在的本质，再说其它的。
这可能也是我的企业观吧。
给小东讲了很多关于美国政党的历史发展的事情，美国政党的松散这是在中国环境之中长大的小东所无法理解的东西。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没有严格有序的组织结构，如此种种。
另一方面政党政治的形成就是因为选民利益的不同要求。
在美国，如此两党实际上很难很好的满足选民要求，但是美国还有另一种特色。
所谓利益集团的游说，Lobby。
这位兄台在自己的网站上专注于lobby，see here。
每篇文章虽然很短，但很多文章还是很有意思的。
更值得敬佩的是，这位兄台放弃职位去偏远山区支教去了。
这篇文章“两会应增加民间组织界别”里面提到了NGO参政诉求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究，中国NGO的参政诉求往往导致其自身生存的困境，纯功能的NGO反到是比较容易生存，甚至得到政府的支持，诸如AIDS之类的NGO。
参政可以是一种目标，但目前这种情况很多NGO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合法的生存。
GONGO，刚果NGO，虽有嘲笑之意，但现实情况下我觉得是个较好的选择。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 ——章学诚
“历史学家对他所处理的人物的见解，对他们行动后面的思想，应该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理解 （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过去十年在说英语的国家里所写的有关苏联的材料，以及在苏联写的有关英语国家的材料，都由于对对方心里想的缺乏一种最起 码的富于想象的理解能力而受到损害，因而对方的言语和行动总是被弄成有恶意、没有道理或者虚伪的样子。历史学家如果不能跟他所写的人物的思想活动有某种接 触，是写不成历史的。”——英国著名史学家卡尔《历史是什么？》
小东昨日提起腾讯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张五常的十大狂言。
问我有什么看法？
晚上我给小东回复了一封信，想起张维迎的那句话：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
这句话的爆炸性可能比张五常的话还要厉害，毕竟教育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更有亲身感受。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原则——知人论世，看似简单，但出于各种原因，想要身体力行却是大不易。
西方也有“同情的想象”一说（sympathetic imagination），异曲同工。
晚间看郎咸平访谈录，提到张维迎台大毕业，根正苗红，国民党将他选为模范标兵派驻到最前线，却没有想到标兵最后抱着篮球游到了大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举动意味着什么？张维迎为了什么信念而冒这么大风险？
学费的言论只不过是张维迎的一种政策建议，将国家平均主义的暗补取消，提高学费后，采用有分别的明补。先不说这样的政策建议有没有现实操作性，这样的谩骂有没有合理性呢？
虽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迅速，甚至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趋势，但另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实在是不如人意，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生活，进而提出建议。
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各个学者基于个人学识以及其它的条件，可能会提出截然相反的政策建议。
纯粹的出于道德立场进行指责，毫无意义。
再看张五常的十大狂言，张先生的确是在学术方面有很大的成就，我仅完整的看过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但正如杨小凯或者其他人评价的一样，张五常对于经济学的现实解释方面走过头了。张对于私有产权的理念太执着了，而这套玩意就像高中物理中没有摩擦力的世界。有意思的是，张五常评价杨小凯时说杨有经济学的智慧，但可惜花了太多时间在数理模型上。
这么看来很多狂言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爆炸性了。这么激烈的批评也就没有必要了。
当然这些过程之中，与媒体的断章取义、刻意的推波助澜也是密不可分的。
苏东剧变的时候，我还如痴如醉的陶醉在格林兄弟、安徒生等人的童话世界里。
美丽公主与英俊王子的幸福生活绝对比世界大变化的吸引力强得多。
大国的荣光我只能慢慢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寻找，现实中的苏东，伴随着休克疗法的恶名。那个庞大的北极熊在一场场灾难中吸引着我的目光，纠缠不休的车臣、神秘而又残暴的黑寡妇、如此种种。
与此相对的中国，持续了近二十多年的繁荣。
国人由此而生的自负，苏东的真实面目又在哪里？
这一切的见证人之一——叶利钦今天去世了。
还记得叶利钦辞职时的演讲辞：
“我要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 谅本来似乎对我们很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 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要求他们原谅我不再为他们的这种希望进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障碍。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 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内心的痛 苦。我以前从未说过这些话，今天重要的是把话告诉你们。多少个无眠的夜晚，我怀着揪心的忧虑：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能使人民活得安好？对于我来说，再也没有 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了。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不但是尽了我的健康所能，而且是在所有难题上，我都尽了我的所能。……”
对于过于痛苦的改革，我不相信俄罗斯、东欧收获的仅仅是痛苦。
换句话来说，我也不相信中国的改革收获的只是繁荣。
复杂但却真实的真相正随着叶利钦的离去，慢慢显现！
举世瞩目的法国总统第一轮选举挑出了萨尔科齐以及罗亚尔。
显然这是一场左右对决！
关注选举之前，不妨先来看看颇有特色的法国总统制度。
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起，法国政局历经多个帝国时期、多个共和国时期，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
戴高乐成第五共和国之前，共和制政府大体还是议会内阁制，类英国体制，由议会多数党负责组阁。但法国政党数目众多，稍有差池，内阁就有下台之危。此确为多党制之不足，但因噎废食之举万万不可，欧洲诸多小国，多党制度亦是运转良好。
法国之问题大概与其国民性有关，试想大革命之激情。
议会内阁制度之下，一般的国家元首，实乃象征之意，如英国女王。
而总理或是首相执掌政府，操持行政大权。
此中也有立法权高于行政权的意味。
相对而言，美国立国之初，驽信三权分立，即便立法权也需加以限制，所以美国总统以及议会各自选出，总统担象征元首与实际行政首脑两职于一身。
议会内阁制与总统制，优劣之分，无须争辩。
一国政治制度终究产生于本国历史渊源之上，所谓路径依赖。
正是法国的特殊国情，始终难于适应议会内阁制，政党之争使得内阁更换有如儿戏，即便在现代公务员的政治中立的基础之上，行政官的频繁更换对于政策的连续性，对于内忧外患的反应程度也都是难以为继的。
戴高乐再创延续至今的第五共和国，本意就是加强行政权力，摆脱行政权依附于立法权的困境。但共和理念于国人之深刻影响，使得戴高乐终究难以隔断立法权的束缚，最终的结果就是英美体制的杂交成果，所谓半总统半议会体制。
总统由虚化的国家象征实化，并且改变其议会选举方式，隔断立法权对总统的控制。
但同时仍然保留议会多数产生总理的规定，照顾共和。
凭借其威望以及制度设计，戴高乐可使总理依附于总统，行政权也就得到了稳定。
但世事变迁，总统总理分属各派难于融合的问题日益凸显，行政权力被割裂成两部分，较之小布什的蹩脚政府（行政与立法分属不同政党）更为难受。
在中国，总有人强调融合之举都是大智慧，按此眼光法国体制融合英美，似应兼具其美，但事实全然不是。
土生土长的制度才是正题，适时改革亦是必须。
今日读到孙立平先生的几篇关于实践社会学的文章。
最早在经观上看孙立平先生的专栏，由此对于社会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How society is possible？
这个问题可以说促使我的阅读方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但让人郁闷的是我似乎对现实越来越迷惑不解了，农村凋敝但却得以维持，社会矛盾复杂尖锐但能维持稳定，如此种种。
孙先生的实践社会学不是强调社会学的社会实践功用性，而是强调把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静态的解剖，而是动态的随行。
在他采用口述史描述的三个案例中，描述了很多价值的东西。
譬如乡镇体系的表面虚弱、残缺，但却通过一些非制度性、非常规化的手段得以完成国家职能，而这些显然我们无法从书面上得到理论解释。
更有意思的方向是关于实践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的研究。
中国的社会转型，我想这可能是每一个愿意思考的人所感兴趣的题目。
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无法逃离这个漩涡，我只是对于这个漩涡会把我转入到什么地方非常好奇！
真的，太好奇了！
这一期财经杂志的Cover Story《郑筱xiao萸yu罪与罚》值得一读。
不过这些琐碎乏味的东西并不是我真正关注的东西。
另一篇文章《谁来监管监管者？》才是正角。
相较于最近京沪两地地产官员的落马，郑筱萸的出事凸显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关于监管监管者的问题！
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套用西方的政府治理理论基本是没有太多用处的。
就像中国的上市公司，那些公司治理架构也只能是花架子。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部分逐渐脱离出整个政治气氛，政府无论出于什么角度也会产生监管的需要，暂以最善意猜测，人民大众之需要。这种监管是一种不对称的监管，政府远远强势于市场，因为行政与政治在中国基本合二为一。
不独立的监管者同时又拥有极大的权力，无论市场还是消费者这些外部力量根本无法对抗，因此只能寻求内部制衡力量。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监管系统，纪委。
纪委如何起作用？在我想来这有点想在上市公司中怎么安排党委一样，实在是很需要智慧的玩意。
sina网上有篇《中国纪检体制5年变革：中央掌控省级纪委书记》
看得我有点脑袋大，中国这些事情怎么就这么复杂呢？
心里还有一个疑问，纪委要不要被监督呢？
应该是要吧，郴州窝案里的纪委书记用双规来使人就范，天哪，不是吧？
昨晚一口气读完了《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Dreyfus的知名度可能仅此于两位Napoleon。（一位是拿破仑，另一位就是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
多提几句，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先后经历了数个共和国以及帝国时代，之前我也提过，我对于民选出来的皇帝拿破仑三世非常感兴趣。
不过这位皇帝在1870年与普鲁士的色当之役中一败涂地，这就是小时候学都德《最后一课》的背景，当时法国割让阿尔萨斯Alsace与洛林Lorraine给普鲁士，一代枭雄Bismarck其实是反对与法国结下如此世仇的举动。
Dreyfus正是出生在敌占区Alsace，普法战后条约容许Alsace居民选择法国籍，Dreyfus家的长子留在了德占区经营家族工厂，而主角则到Paris就读。
后来Dreyfus进入高等军事学校，进而就职于参谋部，娶得美妙娇妻。生活如此美好！
但Dreyfus是犹太人的身份却让他坠入深渊。
事情的起因源于1894年陆军部的间谍在德国驻法使馆发现了一张法军内部间谍的信件，没有签名、没有日期的一张纸片。
很快就凭借这张纸条，Dreyfus被判罪名成立。
这是一场被引导的审判，只是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
Dreyfus很快就被送到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法属圭亚那就在南美州的东北角，这块地方当初还有英属圭亚那，荷属圭亚那），开始漫长的囚禁生涯。
美妙生活的音乐突然中断。
事情在这个时候仅仅只是个别人对这种狂热的反犹太主义有些批评，但翻案的念头似乎只存在Dreyfus的家人之间。
1896年偶然情况下参谋部的一位军官（是位反犹太主义者）发现了真正的法军内部间谍。但上层进而伪造证据，Dreyfus事件又重新开始引起关注。
但参谋部的高层不惜为真正的间谍开脱，以防止Dreyfus翻案。
Zola为此写下了名篇《我控诉》。
毫无疑问，左拉那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是吸引我阅读这本书的原因。
事情的发展虽然开始有利于走向真理，但Dreyfus这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他成为了各种思潮彼此矛盾的象征。
就像史景迁的《皇帝与秀才》、孔飞力的《叫魂》一样，简单的事情实际上蕴含着深刻而又复杂的时代冲突。
这样一起德雷福斯事件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对抗，个人对国家、文人政府与军方当局、议会政治与群众政治、对一般人性的信念与现代种族主义。 历史有关人们身处之时与地。
读完书后，我想这些才是更吸引我的元素。
德雷福斯事件更是1789年大革命导致的内战一百年后仍得不到解决的明证。
德雷福斯事件之中似乎德雷福斯本人有点被忽视。
记录两句： Dreyfus说，德雷福斯那个象征并不是我，是你们创造了德雷福斯。
在最终宣布无罪时，德雷福斯阵营的人高喊，德雷福斯万岁！德雷福斯回答道，不，法兰西万岁！
终于清静了
虽然刚刚注射了针青霉素 但心情还是颇为愉快的 翻出以前写的这篇文章
纪念一下
醒来的时候屋里只是一个人了，坐在床上对着映衬在窗帘上的阳光发呆了好一会，以前大肆挥霍的享受现在变得如此的珍贵。
有点漫无目的的感觉。
一边随手翻了翻床头的书，一边估摸着今天该怎么过。
趿拉着破破的拖鞋去水房洗漱，相比于平日早晨的昏暗还有严重的睡眠不足，充足的阳光让我感觉洗衣都是种愉悦。
然后和着昨晚的那些剩菜吃了这顿午餐，居然有点不大习惯一个人在食堂吃饭。有些东西总是润物无声般的在你心里生根发芽。
路过lib时，在想这周似乎还不曾进去，坐到舒服的大沙发上翻看着那本《生活》第十期，我只是想看那个"我的导师"的专题，许知远如此概述，灵魂导游者。这些文字就像是你所说的触机，它让我有想借用这个题目来描述一下此刻心灵写照的想法。
这种触动并不是基于他们所说的大学，而只是基于自身的。在我看来，失败的大学教育那是每个人都无力抗拒的，每个人都深陷其中，何来灵魂的导游者？更重要的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已逝去，除了感触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自身的问题却不可能是一段一段的。
那天去书店的路上我感觉我似乎捕捉到一点东西，可以解释自己的一些困惑，柏拉图说人在这个世界是要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我一直固执的把它理解成人的孤独，而不是爱情，也相信这样的另一半不会是唯一的。
我难以孤独前行，独自寻找答案的路上我们需要很多的另一半来作为我们的灵魂导游者以及灵魂相伴者。
每周去听一场报告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其收获并不仅仅是报告本身，我更愿意将其理解成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清晨忽然醒来，有点无法入睡，辗转之余心想还不如体会下清晨。
六点的校园以及马路格外的清净，在美术馆下车的时候发现才七点。
依次穿过熟悉的五四广场、新文化纪念馆，然后就到了故宫的角楼处。当年的故宫之行现在几无记忆，但这角楼却印象颇深，不知何故？
顺着筒子河到东华门，站立在雄伟的城门之前，当年的朱厚璁不知停留在何处？
武宗荒唐一辈子，死时没有留下子嗣，一番商量，决定让武宗的侄子朱厚璁继位，当朱厚璁从籓第来京，按规矩，太子继位从东华门进，可不曾想朱厚璁愿意继位但不想继统，不承认武宗是老爸，这样一来他就拒绝从东华门进入。此乃嘉靖朝纷纷扰扰的大礼仪之争的序幕。
差不多点就往北海走，古色古香的国图分馆就在北海公园西边。
意外的是文津讲坛居然还要收费，虽说钱不多，但总归有些不爽。
此次讲坛题目为《关于中国史学史上的五次反思》，主讲人是北师大的瞿东林，史学大师白寿彝的弟子。
不知小东会否对此类topic产生兴趣？
历史似乎就是记录往事，史学史就是将历史这个学科科学化，比如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记录历史。
瞿先生将整个中国历史划出了五个史学理论的反思时期，第一个是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著《史通》，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提出史学理论，譬如史学涉及内容、记述原则、史书的文字要求、史学的社会公用；
第二个时期就是清初，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第三个就是梁启超的新史学革命，梁出于社会变革的需要，对古代史进行了几乎全面的否定；
第四个反思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用多说，唯物史观那一套；
第五次反思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马克思史观的一些反思。
我很想知道瞿先生何以如此划分？
可以注意到五次反思相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暂，而且史学理论的变化特别大。
结束演讲后的提问，有位兄台提了个问题，为什么非要在历史上扣个马克思的高帽子？
在我的眼里这个问题是另外一番考虑，关于历史的发展进化，我觉得马克思唯物史观只是提供了一种解读方法，诸如马克思韦伯论述清教徒与资本主义兴起时提到的宗教因素，黄仁宇大历史中数目式管理都是另外的可能。
经济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而显然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唯物史观极大的打压了其它史学理论的发展。
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历史为何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如果历史作为一种纯粹的学科，可能更有助于其发展吧！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悲。
不知道是不是感受到余日不多的压力，达赖昨日在India宣布放弃独立。
人说七十古来稀，高寿的达赖毕竟也不可能无限期的跟政府僵持下去，虽然事隔40多年了，但故土的吸引对于一个宗教领袖只可能是与日俱增。只有在藏民之中，这个纯纯正正的宗教气氛中达赖的心灵才算是安稳吧。
除此以外，相信达赖的妥协也是出于现实的无奈，无论多少国外的支持，实现藏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年出走的那些同伴也许已经放弃了对于理想的坚持。
或许可以说，这是千载难逢之际，达赖一旦过去，恐无人能驾驭那些被现实刺激的日益激进的年轻一代，破题之日将再度遥遥无期。
期待之中~~~~
Google许久不怎么推出新产品之后，预测已久的拼音输入法终于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安静。 作为google fans，我也立马安装了，但也仅仅是试用了一下，因为似乎与sougou的拼音输入法没什么区别。没必要打破使用习惯了。
紧接着，这个新生儿面临了一项极为尴尬的职责，抄袭，因为sougou拼音输入法中已经设定了一些指纹，所谓指纹就是词库中加入一些平常不可能使用的名字，就比如我的名字，相信只在我自己的词库上才有可能第一个出现，公共词库原理上就不可能出现了。
上周我把我的bloglines抛弃了，转用Google Reader。
在Google暂时停止推出新产品的阶段，Google逐步的完善了各个产品的功能，这正是我转向Reader的原因。
而我更为期待的各个产品之间的整合还有很大的空间。当然这方面已经有一些进展了，比如reader与blogspot之间的分享，docs与blogspot之间的发布等等。
显然我不会因为抄袭的指责而鄙视Google，但希望Google更多的整合已有产品，而不是一如既往的发布新的产品以至于如此尴尬。
小国singapore的人民行动党自建国以来一直身居正位，去年的选举中再次蝉联。
无意贬低人民行动党对于狮城发展之贡献，但选举之中执政党通过合法手段削弱反对党实力也是居功不少的。合法手段之一就是选区重划。
关于选区划分，英文可译作reapportionment或者redistricting，还可译作gerrymandering。
前面的好理解，后面的是什么呢？中文称其为杰利蜥蜴，台湾叫杰利蝾螈。
实际上这个词是由gerry+mander拼凑而成，gerry可以说是操作选区划分的老祖宗。
此君为Massachusetts州长，1812年他将反对党选票铁仓区划得七零八落，选区犹如salamander，实为操作选举之开宗立派的大师。
现代民主制度之下，选举制度颇有不同，但就单一选区制度（Single Member Constituency - SMC)而言，每一选区获得多数选票即当选。规则简单明了。但无奈选民分布有一定集群性。请看下图：
如此操作，party 1稳获三票，party 2 仅中一元。
操作思路无非就是packing或者dilution，对party 2 来说，右图D选区中几近100%，就为packing，如此之高的选票对于party2来说都是浪费，50%以上选票就没有必要了。
另种思路dilution譬如右图变左图，本可以稳获胜利的D选区如此拆分，获胜事情就有悬疑了，如果周围party 1 选民更多，那party 2的铁仓将起不到一点作用。
小国新加坡操作的还是得心应手，但念及旧耻，美国多番改革，此种龌龊之事已不多见。
但不管怎样，可以看出民主难题就在于少数人的利益难以保证。
多数人的意志有的时候对于这些少数派是一种灾难。
专业化的数学家特别宠爱纯数学，而贬低应用数学，他们集中精力来解答数学逻辑的问题，而不管这些课题和它们的答案是否与现实有任何关系……而这种‘真正’的数学家的日渐与现实隔离，则源于研究数学的哲学上的改变。see here。
所谓朴素哲学思想是科学的某种激素。
然而哲学又是什么，哲学与科学有什么关系？
哲学是科学之上的科学还是非科学？
这一期的《读书》里有篇讨论经济学的文章，经济学是文学，所以经济学家是诗人，是小说家；经济学是历史学的一种，他是研究小尺度的历史。
关于《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两个学派实际上自由主义流派的分歧，经济学变成什么了？
再说新史学时，提倡感觉主义？！
我似乎被这些简单问题完全搞糊涂了，我不知道一个个学科到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方法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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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今日在几家书店都可看到的一本书，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
此人大有来头，属于接近最核心高层的智囊人物。
这样的题目在中国语境里可是别有一番意味。
民主虽好，但要落实到实处，近日细读了诸多欧美政党制度的操作，似乎只能是叹服。
读了读皇甫平的文章，看看越南，值得学习之处的确较多。
一者，越南国会代表仅为500人，人数多少似乎也是民主与否的一个关键，3000人大会你相信能产生一个合理的争论吗？开会没有争论那不就是只剩下盖章了吗？
二者，越南国会专制代表超过25%，一个中国难道养那么多官僚就养不了几个代表？
其它之处还颇多，不一一详言了。
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前可以回避的问题到今天却是无法回避的。
不能总是把学习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欧美。古巴还有让世界称道的教育、医疗体系。
小东也许还不清楚最近中国最热的新闻人物是谁？
赫赫有名的“史上最牛钉子户”是也。
先描述一下故事概要。其实这类故事每天都会在我们可爱的故土上上演，但在一些足够的辅料作用下，这样一起反对拆迁的事情一下子成为了中外新闻之焦点。有人揶揄重庆政府，今年恰逢重庆直辖十周年，周年庆典恐怕也请不到这么多的中外媒体。
重庆某处商业地段，房子破旧，开发商接盘欲推倒重建，一番磨合之后，房主们纷纷搬迁，但拆迁战斗中意志坚强之辈层出不穷，那这也不例外了。
看图片，周围高楼大厦，孤零零的小屋周围被房产开发商挖成了数十米的深洞。如此画面的冲击效果相信小东也能一下子激愤不已。
但这样一件平常拆迁故事中稍不平常的事例何以引得国人如此注目？
正因为拆迁故事的平常，无数人感同身受，然而在没有宣泄渠道的社会里面，这些不满的情绪很容易通过某件事情（特别是相似的事情）发泄出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只是社会不公正的一次集体宣泄。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小东和我这样没有切身体会的人也不自觉的会把同情心传递过去。
这在社会学上叫做非现实冲突，我们也会把我们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之情寄托到这样一件毫无相关的事情上去。
其二恰逢争议颇大的《物权法》通过，关于物权法的是是非非，特别是学理上适用性的探讨，我并不清楚。但显然普通大众不会去顾虑这些，你不是要保护私有产权吗？
最后重要的是网络在其中的平台作用，网络暴力与网络民主一样发展迅速。
虽然法院判处钉子户自行拆迁，但事态发展之下，拆迁日期一延再延。
如此形式之下，结局其实早已明了，据说昨晚钉子户已经与开发商达成协议，已经自行拆迁，政府不用尴尬出手。
在这样一场战中之中没有胜利者。
钉子户的胜利改变不了现实的困境，钉子户的战斗在引起公众关注的时候已经具有了象征意义，这只是大众对于社会不公的集体宣泄。
最主要的是消除不公，任务艰巨之下，合理的宣泄渠道其实很有必要。
但唯一的渠道-网络却总有导致网络暴力，缺少理性之嫌。
去年中纪委吴官正同志义正严词的指责各驻京办腐化严重。
后来发现知春路的厦门驻京办赫然改名为厦门商务会馆，当时思之，国人深知变通则活之理呀。
后，此事有销声匿迹的趋势。
日前联合早报又重提驻京办之事，一题为下，《驻京办，台客美食天堂》，对题思索数秒，不得其解。
观之，忽想起一事，大感遗憾。
去年小东生日之时，我预定邀小东去赵公口岳阳大厦，同学告之，此处味道正宗。
但小东事务繁忙，又吃心较弱，遂不了了之。
言归正传，上文提及各省市驻京办为照顾地方父母官上京之需要，大多聘请本地大厨，甚至不辞辛苦备料而至。素材地道，师傅正宗，且干净卫生（此点殊为不易，昨日地安门大街上看到一饭店，招牌为食以洁为先，颇有点心伤。）
如此驻京办，如此正宗地方特色，岂不是不出北京遍尝全国佳肴？
小东呀，有点后悔了吧？
月前的偶一次聊天，跟同学信心满满的说起，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昨晚被告之，户籍制度有重大变革。
但似乎喜悦之情并不多，我们理解的变革其实不是一个范围。
今日仔细看了下新闻，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十二省区合并农业户口以及非农户口，改称居民。
回过头来看，50年多的户籍制度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立国之时，举步维艰，通过城市农村的二元结构以达到以农支工，进而实现新中国的初始工业化，虽然残酷，但却是无奈之举。
由于起需要，二元的户口制度进而被赋予了更多的added value，进入80年，户口其上的附加值意义日益凸显，矛盾进一步激化。
一句话其实就可以道出其中的关键，农民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身份。
正如孙立平在断裂中描述，行政的二元结构在改革之后，变成了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农村被抛出市场，经济自然也将难以为继。
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打开户口制度的篱笆。
如此的户口改革一方面是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人权的觉醒。
不过相信前者多于后者。
但不容乐观的就是京沪等大城市绝对不会在短时间看到如此结果的。
户口的附加值需要政府去提供，而这显然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每次听陈奕迅的十年 总会有些许情怀
十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那都是一个足够漫长的阶段。
十年前的那个晚上，中考完，但中考对我基本没用。因为那一些现在我还没搞清楚的政策，我要去重新到那个好的高中去单独考试。隐约记得那时的心态，出奇的轻松，不过那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那个奏响国歌的晚上，睡眼迷蒙中看着五星红旗以及紫荆花区旗升起，Hongkong回来了。
不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也在看这个，于我们一家，HongKong的回归远不如岳阳的琐碎有意义。
这就是我的童年，作为80年代出生的人，但我一点感受不到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中国以及世界。很抱歉，我的了解是从21世纪开始的，从这个时候起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中国，有这么一个世界。
香港回归不经意之间就已经十年了，为此，港府从4月就开始庆祝。
十年的时间对于香港意味着什么，我无法评判，但在我回想起十年前的那个晚上时，我发现现在我已经开始了解香港了。开始感知周围的世界了。
这个中国看世界的窗户或许意义没有那么重大了，但我希望它还能持续不断提供养料给这片广阔的内地。不仅仅是繁荣的经济，更包括民主的政府、法制的理念、具有良知的媒体如此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基础劳动价值论
——晏智杰，peking univ
还记得第一次听剩余价值理论的时候（中学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真是记不住了），老师颇费一番心思的解释，换得我等恍然大悟，原来资本家就是这样剥削俺等劳苦大众的。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真是有意思。
不过另一念头也随之出现，为什么资本家就不能拿这些剩余价值呢？他们不是出钱、出力了吗？
如此之想法迷惑了我多年，但从来也没有敢向别人请教，这等想法恐怕有些荒谬。
直到后来接触经济学，才渐渐明白其中奥秘。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很多问题得到二十多岁才能明白，之前的大好时光确被荒废。
引用晏智杰的这句话，只是感慨突破僵化理论之艰难，想必我的后辈还会有我当年这样的疑惑吧。
说某某主义者其实也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某某主义者了。
“总有一天，到那时，……，所有的欧洲国家，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的特点和闪光的个性，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的整体里；到那时，你们将构筑欧洲的友爱关……”
——维克多·雨果
雨果的言语是梦想还是预言？
欧盟昨天庆祝了他们的50年风雨历程，自Treaties of Rome签订起。
上周一直在看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其中有一本focus on美国的制宪会议。按照我们从小接受的世界史教育，似乎独立战争在美国的开国历史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对于制宪会议，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肆意歪曲了它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小日本歪曲中国历史，每个国家总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别人的历史）
这一点早有感触，只是一直没有时间仔细看看制宪会议的过程，揣摩那个时期的智者如何构建了这个世界最接近utopia的政治制度。
再仔细对比欧盟的历程与制宪会议。
有着相似之处，亦有大不同之处。
看今日之欧盟，宪法遭到france holland的否决，欧盟东扩造成新老欧洲的隔阂如此种种或可在美国的制宪会议之中体会一点智慧的火花。
历史给不了我们什么正确的答案，但前人的智慧总是有可取之处的。
花了三天时间写论文，基本就是copy+paste，另外就是structure的安排了。
这个过程之中点开了一个又一个许久许久也没有打开过的文件夹，里面尘封的是我数年的记忆。
面对一个个的文件，当初的激情、苦恼全都可以清晰的浮现，并不需要刻意的回忆。
对于过往，我总在问自己，你后悔吗？
生命就是一种经历，就像跟小东在一起的种种风风雨雨，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之间的幸福基础。
我需要反思，因为我这几年脱离现实生活的趋势，我在自己编织的理想中寻求着。
当然我不会放弃这些，但这是个必须加以平衡的问题。
生活的品质与生活的意义一样重要。
真实的生活与激情的理想都应该在我们眼里。
中午在joyo上下了这个单，前六本是给小东的，后面四本是我自己的。
财经杂志因物权法的文章被阉割，物权法的是是非非我也是难以明了。
最早注意这部曲折的法律因为北大教授职责其违反宪法，以至于当年这部法律被搁置。
我只是对于这么多人反对这部法律有着很多疑问。
支持的人都说是出于这部分人的意识形态顽固不化，看到的批评声中很多强调了这部法律今后的可实行性。
但我只是怀疑意识形态有这么巨大的反作用吗？
这样一批高层次的政府高官，大学教授难道只是出于僵守公有财产？他们难道看不到当代农民的失地困境。
或许他们也是出于法律的可执行性考虑，没有普遍执行力的法律有时候就会变质，一方面弱势群体无法借力，但强势群体却可以获得合法的外罩。
特别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虽然我不主张彻底完全的清算原罪，但合乎法律之后，岂不全都变白了？
以前总是嘲笑小东把IE的首页设为hao123，在我看来有点不可思议。
小东说是不知道Yahoo邮箱的地址。
不难记吧？我的疑惑。
有必要记住吗，hao123上面不就有吗？
我算是明白诸如265为什么有生意做了！
据说265的创业者是因为家中的老父不会打字才萌生开创这个导航网站的念头的。
其实不然，很多人不是不会，他是不愿意去记。更有的就是小东这样的，为什么要记住呀？
这样下来，固定的用户群就有了，265和hao123不就活的风风火火了吗？
这样看来Google推出其导航网站也就不足为奇了。see here。
不过265与google的导航感觉也有一定的差别。前者的商业化意味浓厚，后者更多的可能是增进用户感受，提高用户对于google产品的粘性吧。
昨天晚上在小营华堂旁边的报刊亭翻杂志，看着四壁密密麻麻同时也花花绿绿的杂志真是有点感慨，怎么就翻不出几本自己想看的呢？
末了，老板告诉我这一期的《财经》还是没有到。
买了本《南风窗》，回去的路上在想，这恐怕有点凶多吉少了。
不能说我无事生非的瞎想，对于这样一本杂志，出版日期毫无疑问是固定，连续两个晚上在不同的报刊亭都被告知，没有到货。不能不让人有所猜想？
早上想通过Google搜索一下，但无果，再看财经网站，电子版已经挂出，我浏览了一下标题，似乎还好。
下午在singapore联合早报上就看到延误的真正原因，相关稿件涉及敏感问题，因此被撤稿，重新编辑之后才复印。see here。
早报中最后一句颇让人寻味“据说，《财经》每期的文章毋须事先送上级机构审阅，但今期刊物在送往印刷厂前就被上级截住，并要求撤换相关稿件，编辑部人员都对内容这麽快走漏，感到蹊跷”
前两日跟小东说起要给她邮些东西过去，问起她想看点什么书，虽然电子版的东西到处都是，但面对屏幕终究是难有捧在手上的阅读感觉。
小东要我给推荐一下。
很多人都说读书是私人的事情，是一个人的享受。
如何推荐呢？
今天无意看到林达的书，眼前一亮，这正好可以给小东看。
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我一本都没看过，但有所耳闻，好评如云，Google一下，最为甚者的是此书列为某些名家指定的大学生与法硕生的推荐书，其价值可以想见。
Google到的结果中有篇方舟子的文章，一看题目就有点不想看——华人“美国通”的荒唐事。
数年前耳闻新语丝之名，敬仰有加，后来还订阅了新语丝邮件，断断续续看了数月的新语丝，最后实在是有点烦闷，删除了之。
我也是学理工科的，科研的大致情况基本也是相通，方舟子揭露的诸多事情于中国学术界进步也确是有一定益处。但此人显然有点科学过度了，科学主义。
在批评林达的文章我只是看到方舟子一贯的文笔，找出错误，然后做出这人不行之类的判断。
我可以相信林达的这些地方的确都是错误，但自古有言瑕不掩瑜，有所错误也是难免，这样的书有几处硬伤又岂能抹杀其积极意义。
如此极端的强调科学精神，那恐怕只能写数学书了，毕竟阿拉伯数字之间的演算逻辑性强，错误还是低些的。
没错，中国的确是缺乏科学精神，但我难以接受的就是这些对某些原则走入极端思维的人，一如讨厌那种空洞的民主，自由理念。
一直很吸引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总像一个盛产激进主义的温床？
年初在某个IT人士的blog上居然就贴了这么一个帖子，我反对某某党，我晕，说这么几个字有屁用？没点建设性意见的瞎嚷嚷。
有点明白为什么会盛产激进主义了，因为提到这个帖子我就有点生气，想骂人，阿弥陀佛，长舒口气，我要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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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在China Web 2.0 Review上看到这篇关于tag使用的调查，see here。
Tag我习惯将其称为标签，Gmail里采用的label感觉意思更形象。
调查报告里面说，only 2.3% of internet users have ever used tag，除了懒的缘故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
我每天总要不停的bookmark网页，download各种资料，然而如何分类是我头疼的问题，看起来label很有必要。
但现实的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给一个网页确定合适的tag，曾经尝试多个keywords，感觉烦琐，keywords少一点吧往往不能准确表明意思，那就选择覆盖意思较宽的keyword，但显然这还是不够，原因在于太多的东西在相互融合。太过广泛的keyword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看来首先得学学如何分类，然后才能用好tag。
这是法国已经建成的世界最高的桥，over the clouds，哇，好浪漫哟！
语言是什么，以前总觉得这就是一个tool，交流以及表达的工具。
渐渐的就不这么想了，语言有时候充当的是一个key的角色，了解世界，乃至了解真相的钥匙。
网络上有这么一些blog，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翻译其他语言的内容为本国语言。
其中心主要就是英语和本国语言的互译。
曾经见到句话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如果没有用英语表达过，就是没有发生。
或许说这句话的人是对英语的强势话语权有所不满，但不可否认的是英语世界目前的确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绝对不可以跳过。
这些blog有个名称就叫bridge blog。意为架起交流的桥梁。
译言网站的logo就是发现，翻译，阅读中文之外的互联网精华。
另外一个网站，China Web 2.0 Review，则是把中国的新型互联网公司介绍给英文世界。
不过好像很多这类blog还是volunteer性质的，盈利前景不明显的话恐怕光怕激情难以为继呀。
去年著名的TechCrunch网站的法文翻译者就为此罢工过。see here。
年前，在大望路坐车到牡丹园，不记得车号了，大约是8字头的车，寒风中等待了四五十分钟，才姗姗来迟。
拥挤自不用多说。听到售票员的一番言论，让我不由得还想说说这次公交改革。
之前，我对于低价公交能否缓解（解决那肯定不可能）北京较难困境深表怀疑，几月下来的运行情况虽不足以赋以结论，但实际效果并不乐观自是确定无疑。
低价公交虽然提高了部分公交载客量，但这部分人流来自何方？
最大的政策初衷本是吸引自驾车车主，但几毛钱的微利相比较于舒适度显得微不足道。
无疑，破解交通难题，低价公交只是其中一环，相关配套措施的缺失让其成为政府眼中“鸡肋”的前景。
鸡肋感源于政府难于抛弃这个财政负担却不能实质性解决交通困境，毕竟低价公交的措施刚性太强，政府难有提价空间。
在我看来，还有更大失策之处，公交取消空调与普通之分。
前面提到的售票员说到，我们这个车是空调车，价格起步二元，因此坐车的人相对要少一些，素质也要高一些（这从何处判断？）。现在取消之后，什么人都会坐，每次都是挤得满满的，而且还会多事。（针对当时在车上的两个人打架的事情）
上周来北京，拿的是无座的车票，到郑州的时候，去补了张卧铺，下铺86元，凑巧旁边的一对想跟我换，乐意成人之美，他的上铺为75元，中铺想必是80元吧。
对此不禁苦笑，手中无座车票的价钱与坐票却是一致。
上中下铺在我看来差异并不明显，于我来说上铺那是最好，个人喜好，但我们可爱的铁道部却非得用几元钱分出个差别来，以示待遇差别。
一个理性的市场经济里面，用几元钱来区分上中下铺那是由于所提供商品或是服务的差异决定的。
而这个常识性的道理在公交改革中被颠覆，在火车上被矛盾的表现出来。为何？
政府打着民生的旗号，以公权力强行取消差异。
火车则是凭借垄断地位，按自己的方式采取如此自相矛盾之策。
这种忽视差异的做法又会导致什么呢？如何才能解决呢？
这背后的故事显然很多。
一个多小时前，贾庆林同志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拉开了今年两会的序幕。
每年的3月，全国人大会议以及全国政协会议，即所谓的两会都会在京召开。
贾同志站在发发言台上侃侃而谈，神情颇为轻松，底下乌央乌央的政协委员。
一下子就想起来那个关于代表人数的调侃，说的是看国家民主与否的一个标志就是看代表的人数，太少，几个或十数十人，那肯定不会民主。 数百人那是较好的。再多的话，越多越无用。数千人开会，能开出什么结果，每个人说句话就该吃饭了。
我们无法拿中国的两会制度去与西欧北美的两院制比较，这两者有其本质区别。
很多人针对两会，尤其是政协开出了很多药方，譬如议会化，代表人数减少且专职化，言之凿凿，颇有道理。但是否可行呢？
假期在家看书，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的进退失据，无论是传统还是西方，我们都无法从这些思想资源中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一些片面从传统或是西方中得出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望梅止渴，可望而不可即。
现实的中国不需要那些浪漫主义，也不需要那些激进主义，需要的是现实主义，如何在这些现实问题上提出可操作的解决办法方是正题。
假期读书？还是读书假期？
以前的假期应该是前者，但这次的假期却是后者。
在国图借了本孙立平的《断裂》，另外在光合作用买了本《失衡》，孙立平的“断裂三部曲”只缺《博弈》了（翻了一下电子版）。再结合《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孙立平“社会断裂三部曲”的社会学述评》 see here。
对于社会学的兴趣源于孙立平的文章，但这么系统的看下来，却还是头次，感受也更为深刻。
孙先生之断裂社会概念的提出无疑更为逼近现实中国，而失衡正为其内在缘由，博弈乃为和谐之道。
文章通俗易懂，颇多观点也令人深思。
翻了一本《西方政治哲学简史》，概述了西方政治哲学各种思想的脉络，着重于罗尔斯“正义论”之根源。从霍布斯，洛克起始，到康德，罗尔斯，再有哈贝马斯，波普尔等众多思想家。
不妨一看秦晖的此篇文章，《罗尔斯、诺齐克、布迪厄三人祭》，see here。
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康德之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罗尔斯以及罗奇克对于社会正义的阐述未尝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还看了两本秦晖先生的书，诸多内容已经看过，《思无涯，行有至》《传统十论》。
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只是看了一小部分，一本很有意思的历史读物，抛开了历史事件以及人物，更多的介绍历史的其它方面，诸如农作物的引进推广等等。
回家时特意带了本最大头的《哈贝马斯的现代思想》，结果只是回家前翻了一下，有蛮吃力，不过看了较多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对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颇有点向往，慢慢看吧。
之外还看了数本《南风窗》，留下深刻印象的有“NGO失灵”的专栏，还有“大学破产”。
比较一并带回去的《三联》《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的思想深度还是更为明显。
仔仔细细的翻了一本《书屋》，感觉也是很不错。
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读书假期了吧。
其余时间主要就是睡觉，吃饭了，昨天见到其他人说是我又明显胖了，我的妈呀，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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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下了几天的雨，在我要走的昨天上午终于住了，不过天气还是阴沉沉的。
妈妈还在外婆家，外婆的83寿辰。要在下午才能回来。而我却是中午的车。
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站台边，伤感还没有来得及发酵，就被拥挤着上车的人群的激情所湮没。
痛苦的现实是我的车票是无座，唯一的出路就是先去餐车。
我不知道我的脚落在什么上面，只是总有软绵绵的感觉，连说sorry的心情都没有，我只是坚定的要走过去。
还算机灵的我再加上点运气，总算坐在餐车上开始不停的吃。
虽然依旧嘈杂，依旧拥挤，但幸福的感觉开始发芽。
当吃的招数不灵验之后，补上了一张卧铺，躺在床上之时，长长的舒口气，这就是天堂了。
一趟归途竟是如此坎坷，唉！
冬眠期也结束了！
下午去海龙买了个耳麦 ，为以后和小东chat做准备，同去的还有数人，其中之一，言及就喜欢那种黑黑的，带高级镜头的camera。
我说你这就是种盲目的消费主义。
一如手头的这个手机，时日颇多，身边之人早是看不顺眼，但我也是很为不解，能发短信，接听电话不就可以了吗？
消费主义的精髓可能已经蔓延整个社会，渗入每个人的头脑。
频繁更换的手机，头脑发热买来却永不使用的小件，如此种种，这在搬家之时都有感慨。
问题是在这些更换以及添置之中我们永远难以满足。
我不能夸张的说这就不是生活的本质，但我们是不是在为其所累呢？
我们是不是离开自身越来越远了，远到听不到自己的心跳了。
摒除了这些额外的负担，生活朴素可以让人心旷神怡，仿佛给自己祛除了厚厚的皮肤角质，又可以得到最初的丰沛的氧气。
将生活的色彩变成黑白，那些关于生活本身的意义才能一点点浮现出来。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下令禁止八部报告文学，理由是中宣部认为这8本书的内容越线。据称，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大事件的反思。
这些书中包括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讲述中国新闻事业幕后的《新闻界》，香港作家章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中央电视台前《今日说法》的记者朱凌撰写的《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旷晨主编的“年代怀旧丛书”、国亚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史》、晓剑的长篇小说《沧桑》、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
章诒和事后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回应信。
更有戏剧性的是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于上月刊登了一篇由袁鹰所写，题为《笔名勾起的回忆》文章。
有人讥讽说，这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给全国人民开列的必读书单。
“雪夜闭门读禁书”，让人心旷神怡呀，呵呵！
如此大规模的反弹，无论作者还是民众，都令当局有些始料未及。
但确实反应了社会对于国家权力剥夺民众知情权的出奇愤怒。
就我而言，我只是要这个知道真相的权利，而并不是真正对真相感兴趣。
你不禁我还不看呢！
借用一个笑话结尾，年前两本流行书就是《往事并不如烟》以及《中国农民调查》，有人改为《往事并不调查》以及《中国农民如烟》，笑中有泪呀！
在小东看来，我这次面试算是步入正规了，因为是去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
匆忙赶了去，却有点早，随处逛逛吧，撞进了一处小巷，矮小的砖瓦屋，油乎乎的小餐馆，升腾着热气的麻辣烫，地上显然长期都是这样的污水横流。
但不缺乏人气，调皮的小孩在里面欢快的跑动。
碗面的价格居然只有三块，这让我诧异。我习惯把一碗香的面条作为心里价格的参照。
等我走进光鲜亮丽的大楼时，在那23层的窗户处我试图寻找那一处，渺小的让人的确容易忽视，远处的英东游泳馆，鸟巢，水立方显然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那一刻我对“压缩饼干式”的中国有了切肤式的体验，对于众人夸夸其谈的中国全景却深感可笑。
现实的中国繁华与贫穷，升腾与俯冲揉杂其中，而我们站在高楼上看到的总是自以为是的中国，那个充斥着高楼，密密麻麻的汽车的中国，而另一面却难以吸引我们的眼球，进而难以进入我们的头脑。
武断的判断，结论由此而出，而我在这前对这些却并不怀疑。
有点可悲！也很可怕！
上月末那举世瞩目的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可谓是雷声大雨点小。详细资料，see here。
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Agriculture Bank of China。温总理最终对这唯一一家没有改制的四大国有银行定下了“整体改制 服务三农”的基调。但并无具体操作计划。
昨日，农行副行长公布了未经审计的2006年财务数据。并就农行具体改制过程答复了记者提问。see here。
十六方针如下，“面向三农 整体改制 商业运作 择机上市”。
毫无新意可言，商业化运作仍是其核心要点，操作过程我想跟之前上市的三大银行应该差不多。
就农行改革问题而言，拖至今天，一方面的原因是包袱巨大，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定位问题。
到底农行如何定位他的功能面向？要不要继续坚持做农村业务？
虽然这次提出的改制方针的大帽子就是面向三农，但商业化动力充斥其中之后，如何平衡政治性与盈利冲动的矛盾这将是农行最大的挑战，但于我看来，如果绝对的商业化改革，最后四大银行只会是名称不一样的机构。
农行改革显然也无助于解决沉疴已久的农村金融问题。
还记得大一的时候，刚刚接触PC时用智能ABC时的笨拙。这种笨拙大部分是因为自己的缘故，那时还不曾挑剔过输入法的优劣问题。
这个ABC伴随了我大概三年多时光，然后转投微软拼音输入法。
两年前开始用的清华紫光，感觉非常不错，中英文切换以及常见词等都比较舒服。
在sougou推出这个输入法时，我迅速的转向它只是一种尝新的念头在起作用。因为当时还保留着紫光。但使用的舒服程度让我迅速依赖上了他，从1.0到1.5再到现在的2.0。
其优点我想不必我长篇大论的介绍，值得使用！
那种内心不安的压力变得可以接受之后，一个人的dormitory变得很有意思。
而且高兴的是这样的宁静还会有十天之久，倍感珍贵。
很久以前，好像是某一期的凤凰周刊，关于成思危的访谈。
再加之我一贯对于西方价值理念在东方完全移植可能性的看法，所以感觉那些被忽视的“花瓶”民主党派可能会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无论是实现所谓民主，还是所谓GCD的党外监督。
昨晚搜索过程中无意连到了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深夜独自品读，不胜快意。
但失望也是弥漫其中，由于缺乏了解，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退化的现实性。
说实在的我真的很烦这些东西，不是假话。
如果这些东西我们生来有之，我更愿意埋首在故纸堆中，享受自我！
显然这不是熟悉的名字。
一个月前在法国电台（www.rfi.fr）一个纪念culture revolution的40 anniversaries上我才第一次知道他。
关于英年早逝的杨小凯，很多人可惜的只是失去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而又有多少人记得那个当年震动全国的杨曦光。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还有多少掩埋在历史这堆死灰中的人和事，没有过去，就不会就未来！
关于这样的沉寂，曾经有人说这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还要等多久？
see here。
I can only write about half of what I know. The other half would get me sued or killed. So, it means, dear reader, that you are not getting the full picture, though now I am going to do my level best to say what I cannot say.
这是在economist上一篇关于巴尔干的文章。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总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
Sorry, life is like that.
昨日替小东去办离校手续，研工办有言在先，要是没有收据，恐怕是拿不到钱的，好多学生最后都会被他们打败的。
呵呵，没关系，我去跟他们磨。
本想装聋卖傻的忽悠过关，但这帮烂人确实可以，一句冷冰冰的不行。
我靠，我总是乐观情绪过多。
一下我就急了，凭什么？给她一顿嚷嚷。
众多xdjm排队，也不能耽搁大家事情，我只能出去了。
想要是我自己的money，我还真跟她耗上了。
最后去找她感觉说话都要温和些了，这年头，真是什么世道！
不过最后到有点感激她，这些天都挺不爽，一吵吵到心里舒服了蛮多。
完了想起要去第三极看看，不如顺路去乌有之乡看看。
到了硅谷电脑城，下车一看傻眼了，没任何标识，在哪呢？没带电话，没记地址。
好不艰辛的找到，居然类似写字楼的格局，毫无疑问，对于我这种环境终于内容的家伙，第一眼感觉不好，书店隔成两部分。
外面卖书，全是社科类的，夹杂些经济类的。里面大概就是他们的活动场地吧，不是很大。
闲逛了会，一个年轻人出来说是一起谈谈。
没办法去记录什么，很散，但那一刻感觉我并不孤独，很多人也在做着我这些无知而又可笑的努力。
那种内心的感觉极其相似。
面对变化中的中国，总是有人愿意思索，其实国家的也就是个人的。只是这些东西远远不如面包来的现实。
与此同时，三三两两的人经过身边，走进乌有之乡。
谁说我们所期待的一切会是乌有之乡呢？
有人在努力，有人在关注，这一刻我无比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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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倍晋三利用朝核危机这种偶然事件，突破性的实现了中日高层会面。
我对于媒体的日版尼克松之称有所怀疑。
但中日冰冻关系确实在数月之内有了明显改观。
温家宝总理在前不久的东盟会议上与日本达成访日共识。
另一则消息则是中日将展开共同历史研究项目。日韩之共同研究有先例，悲观点看往往会是一种情况，两种表述。see here。
最新消息则是， China and Japan plan to resume military exchanges this year and may hold mutual naval visits.
If it goes through, the plan would see Japanese warships enter Chinese port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see here.
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密化，政治交往进一步深化，乃至军事方面，这些无不表明小泉政府的“政冷经热”模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中日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协调。
更广泛的看来，谁也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更现实的策略正是如何面对这种崛起。日本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来看Sino-Japanese relations，频繁并深入的中日交流将是中日之间的主流。
但中日关系错综复杂，首当其冲的正是历史问题，在中国，日本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民众的情绪无疑会大大干扰政府行为。
中日政府如何智慧的应对将是个大考验。
随便一句，我想来反对这种只有仇恨的思维。
早在《东方企业家》2006年10月改版时就从许知远的blog上看到，当时还沉迷于在他们的《生活》。
年初去单向街的那个下午，一眼瞥见2007年《东方企业家》的一月刊，为那个菲律宾大班所吸引。here。
在这个时期，我已经开始抛弃当初对于具体商业新闻的兴趣，那些经济学的知识只是我了解这个世界的工具，毫无疑问，这个工具实在是有必要，但我掌握的并不好。也有需要补充的必要。
在magazine的cover的right upper corner上，印着激动人心的三个单词，public business intellectual。
我不用去具体介绍杂志的特色，许知远在这里描述的清清楚楚。here。
1，亚洲概念。
看起来，中国读者对亚洲所知甚少，尽管是 亚洲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却似乎无意了解周围的世界。
2，商业思想家。
亚洲是西方思想的消费者，它不怎么孕育新的思想，它主要是个模仿者。但是，迟早有一天，亚洲会发现缺乏思想基础，它们难以走得更远。
3，国家性格的探寻。
4，听起来像是一本过分严肃的战略思想杂志，为了减缓这种担忧，我们还努力加入一些时髦的元素。所以，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本杂揉的杂志，有《国家地理》的味道，有《哈佛商业评论》的味道，也有《滚石》的味道，或许还有那么点像《GQ》。
它给你智力上的启发，而不是提供解决方案。
《东方企业家》有点像business literature，如果50期下来，我们大约描述了亚洲的“光荣与梦想”，还有什么比这更NB的杂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