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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十月 03, 2008

土地“流转”

十一之后就是三中全会。
前几天,president hu去了小岗村,在三中全会这样的会议之前,去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意味深长。
他讲了关于土地的问题:

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
希望这样的表态会成为实际。

不知“流转”的内涵是不是“买卖”?

星期一, 六月 04, 2007

中关村的文化产业



周天去乌有之乡,早到了一会,就顺便走到海淀图书城那看了看。

有些吓一跳的感觉,之前的新华书店没有了,改成了中国书店,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以古籍闻名的书店。
那一条商业走廊也全都改成小书店了,奇怪的大部分都挂着中国书店的牌子。
理不大清楚这其中的关系,看到创意产业基地的名词时有点感悟。
又在赶时髦了,文化创意产业是什么东东?搞上一堆小书店吗?

这个更多以盗版和欺骗著称的中国硅谷除了盖茨这个偶像外,大概又在崇拜英国的霍金斯了,祝你好运!

星期四, 五月 31, 2007

匿名博客

中国长达几十年的经济成长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个神话。
按照制度经济学派的思路,一个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的国家怎么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成长呢?
无数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各种答案。
白重恩曾经给出这样一个解释,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匿名存款制度(虽然现在已经是实名制,但所有人都清楚这没有什么意义)一定程度上软化了政府的grabbing hand。

王一江在《国家的双重身份与“三只手”》一文中提出,民主的最大功用在于促使政府从法制(rule by law)走向法治(rule of law)。民主的缺失使得一些非制度性的替代性安排得以出现,匿名存款制度正是起到这样一种作用。

想起这些只是因为看到信息产业部宣布放弃博客实名制的法律制定,原因并不崇高,只是技术问题难以解决,加之IT企业的强烈反对。
对于网络博客的匿名制度,我相信这也是对于现行的新闻体制的一种替代性安排。

民主并不是什么万能药,有了民主并不是有了一切就OK了!
他脆弱,只是烂苹果与毒苹果之中的烂苹果。
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不可能是这些非制度性的安排所能支撑的。

同理,我相信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网络世界,文责自负的实名制是必须的,但不能拿掉这个前提!

星期日, 五月 27, 2007

大学梦

下午坐在圆明园的小土坡上,凉风习习,如果还有朋友在身边谈经论道,这应该差不多就是一个美好的大学校园生活了。但在我离开大学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这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有意识的去留心下新闻,可以让你悲观到认为大学是否有误存在价值?
功利性的学科设置、死板而又愚蠢的行政管理、糟糕透顶的校园环境、毫无新意的校园生活如此种种。

但不管怎样,这里面的人是关键。
就像那神奇的西南联大。
听到夏大聘请谢泳的消息,似乎有种清凉,虽然这仅仅是对这愚蠢的体制的一次小小的尝试。

希望这不仅仅只是一次“招安”。
不过我感觉自己还是蛮幸运,因为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算是基本实现了我的大学梦吧。

顺便推荐一篇文章,钱颖一在《比较》上的一篇文章,关于中美大学学科布局的,see
here。
免不了又要多扯一句,像《比较》这样实际以书代刊的做法算不算是对现行的期刊行政化的一种巧妙的市场方法呢?

星期六, 五月 19, 2007

赌博

即便我并不在意牛气冲天的股市,但却不曾想到那种股市的激情早已蔓延到整个生活里了。

月初的地坛书市,“买本股票基金之类的书吧!”
路边的行人嘴里总是听到买股票的消息。
下午一进西单的新华书店,我晕,耳里传来的就是“翻几十倍的黑马”。一位口才实在是很差的老兄在那侃侃而谈,观者无数。
投资那一栏的书架,或坐或靠,挤满了人。
一切就像上世纪30年代,华尔街的擦鞋童也在打听买什么股票。

对于财富的向往那是每个人无可厚非的渴求。
那场史无前例的南海泡沫中,牛顿不也动心了吗?
也正是历史的前景以及现实的思考,都告诉我们这么一个事实。
这一切是无法永久支撑下去的。

小东说的很对,不会恰巧就是我倒霉吧。
赌徒的心理。
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中的问题,但却不相信自己将会是被套牢的一个。

我相信这会是一场快要见到底牌的赌博。

星期一, 五月 07, 2007

文化部的寻租

五一回家正好赶上细雨蒙蒙的天气。
一个人穿行于城市之间的时候,我不尽怀疑这难道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吗?
我对于它有着极为强烈的陌生感。
而回到这度过了青春时光的城市,我不由自主的有着一种亲切感。

在家里翻南周时,有篇报道《证儿的逻辑》,see here。
只想大骂文化部是白痴!
但这帮人肯定不是白痴,什么叫寻租?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公权力肆意设租,牟取利润。
另一方面对于文艺行业也将是一种极大的摧残,很简单的例子,人文知识怎么能与自然知识一视同仁呢?

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出,政府不仅仅从内容、领域方面对文化产业有着紧密控制,设立职业考试更进一步消融了市场化力量侵蚀政府控制程度,国家的影响力深深的嵌入到文化这个产业之中。而这显然与改革的世俗化倾向是背道而驰的。

星期五, 四月 27, 2007

NGO的参政诉求

给小东讲了很多关于美国政党的历史发展的事情,美国政党的松散这是在中国环境之中长大的小东所无法理解的东西。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没有严格有序的组织结构,如此种种。
另一方面政党政治的形成就是因为选民利益的不同要求。
在美国,如此两党实际上很难很好的满足选民要求,但是美国还有另一种特色。
所谓利益集团的游说,Lobby。
这位兄台在自己的网站上专注于lobby,see here。

每篇文章虽然很短,但很多文章还是很有意思的。
更值得敬佩的是,这位兄台放弃职位去偏远山区支教去了。

这篇文章“两会应增加民间组织界别”里面提到了NGO参政诉求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究,中国NGO的参政诉求往往导致其自身生存的困境,纯功能的NGO反到是比较容易生存,甚至得到政府的支持,诸如AIDS之类的NGO。

参政可以是一种目标,但目前这种情况很多NGO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合法的生存。
GONGO,刚果NGO,虽有嘲笑之意,但现实情况下我觉得是个较好的选择。

星期三, 四月 25, 2007

知人论世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 ——章学诚

“历史学家对他所处理的人物的见解,对他们行动后面的思想,应该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理解 (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过去十年在说英语的国家里所写的有关苏联的材料,以及在苏联写的有关英语国家的材料,都由于对对方心里想的缺乏一种最起 码的富于想象的理解能力而受到损害,因而对方的言语和行动总是被弄成有恶意、没有道理或者虚伪的样子。历史学家如果不能跟他所写的人物的思想活动有某种接 触,是写不成历史的。”——英国著名史学家卡尔《历史是什么?》

小东昨日提起腾讯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张五常的十大狂言。
问我有什么看法?
晚上我给小东回复了一封信,想起张维迎的那句话: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
这句话的爆炸性可能比张五常的话还要厉害,毕竟教育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更有亲身感受。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原则——知人论世,看似简单,但出于各种原因,想要身体力行却是大不易。
西方也有“同情的想象”一说(sympathetic imagination),异曲同工。

晚间看郎咸平访谈录,提到张维迎台大毕业,根正苗红,国民党将他选为模范标兵派驻到最前线,却没有想到标兵最后抱着篮球游到了大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举动意味着什么?张维迎为了什么信念而冒这么大风险?

学费的言论只不过是张维迎的一种政策建议,将国家平均主义的暗补取消,提高学费后,采用有分别的明补。先不说这样的政策建议有没有现实操作性,这样的谩骂有没有合理性呢?

虽然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迅速,甚至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趋势,但另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实在是不如人意,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生活,进而提出建议。
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各个学者基于个人学识以及其它的条件,可能会提出截然相反的政策建议。
纯粹的出于道德立场进行指责,毫无意义。

再看张五常的十大狂言,张先生的确是在学术方面有很大的成就,我仅完整的看过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但正如杨小凯或者其他人评价的一样,张五常对于经济学的现实解释方面走过头了。张对于私有产权的理念太执着了,而这套玩意就像高中物理中没有摩擦力的世界。有意思的是,张五常评价杨小凯时说杨有经济学的智慧,但可惜花了太多时间在数理模型上。
这么看来很多狂言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爆炸性了。这么激烈的批评也就没有必要了。

当然这些过程之中,与媒体的断章取义、刻意的推波助澜也是密不可分的。

星期日, 四月 22, 2007

康晓光的控诉

近来困扰在脑子中的问题是如何区分行政与政治。
无意中搜索到康晓光的一篇关于“行政吸纳政治”的文章,让我对于中国现行体制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但是我个人对于蒋庆、康晓光那一套儒教实在是不感冒,相比之下对于儒家思想的挖掘以及使用,我更同意杜维明先生的做法。其中的区别就是不能把儒家的思想直接置入到政治领域。

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看到这样一件伤痛的事情,03年的事情,非典时期,see here。
看到这,我不由的感同身受。
突然,他哭出了声来,孩子似地哭诉:“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现实的处境,时时也泛起这种无力感。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变好呀?

星期四, 四月 19, 2007

孙立平的实践社会学

今日读到孙立平先生的几篇关于实践社会学的文章。
最早在经观上看孙立平先生的专栏,由此对于社会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How society is possible?
这个问题可以说促使我的阅读方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但让人郁闷的是我似乎对现实越来越迷惑不解了,农村凋敝但却得以维持,社会矛盾复杂尖锐但能维持稳定,如此种种。

孙先生的实践社会学不是强调社会学的社会实践功用性,而是强调把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静态的解剖,而是动态的随行。
在他采用口述史描述的三个案例中,描述了很多价值的东西。
譬如乡镇体系的表面虚弱、残缺,但却通过一些非制度性、非常规化的手段得以完成国家职能,而这些显然我们无法从书面上得到理论解释。

更有意思的方向是关于实践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的研究。
中国的社会转型,我想这可能是每一个愿意思考的人所感兴趣的题目。
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无法逃离这个漩涡,我只是对于这个漩涡会把我转入到什么地方非常好奇!
真的,太好奇了!

星期三, 四月 18, 2007

监管监管者

这一期财经杂志的Cover Story《郑筱xiao萸yu罪与罚》值得一读。
不过这些琐碎乏味的东西并不是我真正关注的东西。
另一篇文章《谁来监管监管者?》才是正角。

相较于最近京沪两地地产官员的落马,郑筱萸的出事凸显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关于监管监管者的问题!

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套用西方的政府治理理论基本是没有太多用处的。
就像中国的上市公司,那些公司治理架构也只能是花架子。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部分逐渐脱离出整个政治气氛,政府无论出于什么角度也会产生监管的需要,暂以最善意猜测,人民大众之需要。这种监管是一种不对称的监管,政府远远强势于市场,因为行政与政治在中国基本合二为一。
不独立的监管者同时又拥有极大的权力,无论市场还是消费者这些外部力量根本无法对抗,因此只能寻求内部制衡力量。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监管系统,纪委。

纪委如何起作用?在我想来这有点想在上市公司中怎么安排党委一样,实在是很需要智慧的玩意。
sina网上有篇《
中国纪检体制5年变革:中央掌控省级纪委书记》

看得我有点脑袋大,中国这些事情怎么就这么复杂呢?
心里还有一个疑问,纪委要不要被监督呢?
应该是要吧,郴州窝案里的纪委书记用双规来使人就范,天哪,不是吧?

星期二, 四月 03, 2007

钉子户的胜利?


小东也许还不清楚最近中国最热的新闻人物是谁?
赫赫有名的“史上最牛钉子户”是也。

先描述一下故事概要。其实这类故事每天都会在我们可爱的故土上上演,但在一些足够的辅料作用下,这样一起反对拆迁的事情一下子成为了中外新闻之焦点。有人揶揄重庆政府,今年恰逢重庆直辖十周年,周年庆典恐怕也请不到这么多的中外媒体。
重庆某处商业地段,房子破旧,开发商接盘欲推倒重建,一番磨合之后,房主们纷纷搬迁,但拆迁战斗中意志坚强之辈层出不穷,那这也不例外了。

看图片,周围高楼大厦,孤零零的小屋周围被房产开发商挖成了数十米的深洞。如此画面的冲击效果相信小东也能一下子激愤不已。
但这样一件平常拆迁故事中稍不平常的事例何以引得国人如此注目?

正因为拆迁故事的平常,无数人感同身受,然而在没有宣泄渠道的社会里面,这些不满的情绪很容易通过某件事情(特别是相似的事情)发泄出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只是社会不公正的一次集体宣泄。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小东和我这样没有切身体会的人也不自觉的会把同情心传递过去。
这在社会学上叫做非现实冲突,我们也会把我们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之情寄托到这样一件毫无相关的事情上去。

其二恰逢争议颇大的《物权法》通过,关于物权法的是是非非,特别是学理上适用性的探讨,我并不清楚。但显然普通大众不会去顾虑这些,你不是要保护私有产权吗?

最后重要的是网络在其中的平台作用,网络暴力与网络民主一样发展迅速。

虽然法院判处钉子户自行拆迁,但事态发展之下,拆迁日期一延再延。
如此形式之下,结局其实早已明了,据说昨晚钉子户已经与开发商达成协议,已经自行拆迁,政府不用尴尬出手。

在这样一场战中之中没有胜利者。
钉子户的胜利改变不了现实的困境,钉子户的战斗在引起公众关注的时候已经具有了象征意义,这只是大众对于社会不公的集体宣泄。
最主要的是消除不公,任务艰巨之下,合理的宣泄渠道其实很有必要。
但唯一的渠道-网络却总有导致网络暴力,缺少理性之嫌。

星期一, 四月 02, 2007

驻京办=风味美食

去年中纪委吴官正同志义正严词的指责各驻京办腐化严重。
后来发现知春路的厦门驻京办赫然改名为厦门商务会馆,当时思之,国人深知变通则活之理呀。
后,此事有销声匿迹的趋势。

日前联合早报又重提驻京办之事,一题为下,《驻京办,台客美食天堂》,对题思索数秒,不得其解。
观之,忽想起一事,大感遗憾。
去年小东生日之时,我预定邀小东去赵公口岳阳大厦,同学告之,此处味道正宗。
但小东事务繁忙,又吃心较弱,遂不了了之。

言归正传,上文提及各省市驻京办为照顾地方父母官上京之需要,大多聘请本地大厨,甚至不辞辛苦备料而至。素材地道,师傅正宗,且干净卫生(此点殊为不易,昨日地安门大街上看到一饭店,招牌为食以洁为先,颇有点心伤。)
如此驻京办,如此正宗地方特色,岂不是不出北京遍尝全国佳肴?

小东呀,有点后悔了吧?

星期六, 三月 31, 2007

户籍制度变革

月前的偶一次聊天,跟同学信心满满的说起,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昨晚被告之,户籍制度有重大变革。
但似乎喜悦之情并不多,我们理解的变革其实不是一个范围。

今日仔细看了下新闻,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十二省区合并农业户口以及非农户口,改称居民。

回过头来看,50年多的户籍制度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立国之时,举步维艰,通过城市农村的二元结构以达到以农支工,进而实现新中国的初始工业化,虽然残酷,但却是无奈之举。
由于起需要,二元的户口制度进而被赋予了更多的added value,进入80年,户口其上的附加值意义日益凸显,矛盾进一步激化。
一句话其实就可以道出其中的关键,农民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身份。

正如孙立平在断裂中描述,行政的二元结构在改革之后,变成了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农村被抛出市场,经济自然也将难以为继。
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打开户口制度的篱笆。

如此的户口改革一方面是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人权的觉醒。
不过相信前者多于后者。

但不容乐观的就是京沪等大城市绝对不会在短时间看到如此结果的。
户口的附加值需要政府去提供,而这显然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十年香港

每次听陈奕迅的十年 总会有些许情怀
十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那都是一个足够漫长的阶段。

十年前的那个晚上,中考完,但中考对我基本没用。因为那一些现在我还没搞清楚的政策,我要去重新到那个好的高中去单独考试。隐约记得那时的心态,出奇的轻松,不过那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那个奏响国歌的晚上,睡眼迷蒙中看着五星红旗以及紫荆花区旗升起,Hongkong回来了。
不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也在看这个,于我们一家,HongKong的回归远不如岳阳的琐碎有意义。

这就是我的童年,作为80年代出生的人,但我一点感受不到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中国以及世界。很抱歉,我的了解是从21世纪开始的,从这个时候起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中国,有这么一个世界。

香港回归不经意之间就已经十年了,为此,港府从4月就开始庆祝。
十年的时间对于香港意味着什么,我无法评判,但在我回想起十年前的那个晚上时,我发现现在我已经开始了解香港了。开始感知周围的世界了。

这个中国看世界的窗户或许意义没有那么重大了,但我希望它还能持续不断提供养料给这片广阔的内地。不仅仅是繁荣的经济,更包括民主的政府、法制的理念、具有良知的媒体如此等等。

星期一, 三月 05, 2007

忽视差异



年前,在大望路坐车到牡丹园,不记得车号了,大约是8字头的车,寒风中等待了四五十分钟,才姗姗来迟。

拥挤自不用多说。听到售票员的一番言论,让我不由得还想说说这次公交改革。
之前,我对于低价公交能否缓解(解决那肯定不可能)北京较难困境深表怀疑,几月下来的运行情况虽不足以赋以结论,但实际效果并不乐观自是确定无疑。
低价公交虽然提高了部分公交载客量,但这部分人流来自何方?
最大的政策初衷本是吸引自驾车车主,但几毛钱的微利相比较于舒适度显得微不足道。
无疑,破解交通难题,低价公交只是其中一环,相关配套措施的缺失让其成为政府眼中“鸡肋”的前景。
鸡肋感源于政府难于抛弃这个财政负担却不能实质性解决交通困境,毕竟低价公交的措施刚性太强,政府难有提价空间。

在我看来,还有更大失策之处,公交取消空调与普通之分。
前面提到的售票员说到,我们这个车是空调车,价格起步二元,因此坐车的人相对要少一些,素质也要高一些(这从何处判断?)。现在取消之后,什么人都会坐,每次都是挤得满满的,而且还会多事。(针对当时在车上的两个人打架的事情)

上周来北京,拿的是无座的车票,到郑州的时候,去补了张卧铺,下铺86元,凑巧旁边的一对想跟我换,乐意成人之美,他的上铺为75元,中铺想必是80元吧。
对此不禁苦笑,手中无座车票的价钱与坐票却是一致。
上中下铺在我看来差异并不明显,于我来说上铺那是最好,个人喜好,但我们可爱的铁道部却非得用几元钱分出个差别来,以示待遇差别。

一个理性的市场经济里面,用几元钱来区分上中下铺那是由于所提供商品或是服务的差异决定的。
而这个常识性的道理在公交改革中被颠覆,在火车上被矛盾的表现出来。
为何?
政府打着民生的旗号,以公权力强行取消差异。
火车则是凭借垄断地位,按自己的方式采取如此自相矛盾之策。

这种忽视差异的做法又会导致什么呢?如何才能解决呢?
这背后的故事显然很多。

星期五, 二月 02, 2007

我只是要知道真相的权利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下令禁止八部报告文学,理由是中宣部认为这8本书的内容越线。据称,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大事件的反思。
这些书中包括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讲述中国新闻事业幕后的《新闻界》,香港作家章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中央电视台前《今日说法》的记者朱凌撰写的《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旷晨主编的“年代怀旧丛书”、国亚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史》、晓剑的长篇小说《沧桑》、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

章诒和事后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回应信。
更有戏剧性的是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于上月刊登了一篇由袁鹰所写,题为《笔名勾起的回忆》文章。
有人讥讽说,这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给全国人民开列的必读书单。
“雪夜闭门读禁书”,让人心旷神怡呀,呵呵!

如此大规模的反弹,无论作者还是民众,都令当局有些始料未及。

但确实反应了社会对于国家权力剥夺民众知情权的出奇愤怒。
就我而言,我只是要这个知道真相的权利,而并不是真正对真相感兴趣。
你不禁我还不看呢!

借用一个笑话结尾,年前两本流行书就是《往事并不如烟》以及《中国农民调查》,有人改为《往事并不调查》以及《中国农民如烟》,笑中有泪呀!

现实的中国

在小东看来,我这次面试算是步入正规了,因为是去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
匆忙赶了去,却有点早,随处逛逛吧,撞进了一处小巷,矮小的砖瓦屋,油乎乎的小餐馆,升腾着热气的麻辣烫,地上显然长期都是这样的污水横流。
但不缺乏人气,调皮的小孩在里面欢快的跑动。

碗面的价格居然只有三块,这让我诧异。我习惯把一碗香的面条作为心里价格的参照。

等我走进光鲜亮丽的大楼时,在那23层的窗户处我试图寻找那一处,渺小的让人的确容易忽视,远处的英东游泳馆,鸟巢,水立方显然更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那一刻我对“压缩饼干式”的中国有了切肤式的体验,对于众人夸夸其谈的中国全景却深感可笑。
现实的中国繁华与贫穷,升腾与俯冲揉杂其中,而我们站在高楼上看到的总是自以为是的中国,那个充斥着高楼,密密麻麻的汽车的中国,而另一面却难以吸引我们的眼球,进而难以进入我们的头脑。
武断的判断,结论由此而出,而我在这前对这些却并不怀疑。
有点可悲!也很可怕!

星期四, 二月 01, 2007

失望

在薛涌的blog上看到这篇关于基层民主的现实报告,see here。

一如我前天提到民主党派是否可以承担历史重任一样,我曾经也对这种村级民主直选的改革充满了期待。

然而失望总是与这些期待如影随形。

看似关键的分歧在于村级两套班子的权力之争,党委以及直选村主任,但仅仅于此吗?

改革之路确实艰难,但总被挫伤的信心将进一步增加其中的复杂性。

星期一, 一月 29, 2007

开放 更开放

2007年1月1日,对于国外媒体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为了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政府决定放宽外国媒体在中国的从业审查,原则上只要被采访人同意,外国媒体无须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查就可直接采访。此规定自今年1月1日生效,至奥运结束。

Reuters拔得头筹,采访了已故中共领导人赵紫阳的秘书鲍彤,鲍先生说,我能坐在这里与你见面,这本身就是进步。

另一消息则是中国政府与著名NGO无政府记者达成和解,后者放弃反对北京举办奥运的主张以换取中国政府对其一定程度的开放。

虽然还存在若干定语,但开放将是不归路,开放只会导致更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