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钢之后，又一个传言变为事实，无党派人士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
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政府体制，行政与政治有所区分，政府的行政部门实行首长负责制。
在中国的行政部门里面，谁都明白市长与市委书记的区别。
万钢与陈竺担任部长之后，也因为其非党员身份，无法兼任党委的名头。
然而，中国特色的党组会议所确定的党委集体领导很容易架空这种非党员出身的行政首长。
避免架空的办法就是让行政首长进入党组会议。
在陈竺与万钢的例子中，党员出身的副部长都兼任着党委书记一职。
虽然现在的突破局限在文教卫部门，但更大的束缚我想是如何发挥部长的作用，即如何融入现有的党委体制。
这个难题或许较之国有企业之中的党委安排（尤其是上市公司）更好解决吧。
中美洲地区一向是台湾邦交的重地，但不谐之音向来有之。
哥斯达黎加的左右摇摆持续多年，累及台湾外交人士几乎如同外交救火队。
民族国家本位的世界体系中，外交不过是一国内政的往外延续，其结果就是新华社今天正式发布消息，外交部长杨洁篪同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长斯塔诺于6月1日在北京代表各自政府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因此，失意者台外交部长向阿扁以及行政院请辞。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又身居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位置，哥斯达黎加想扩展自身的利益而向北京靠拢几乎是大势所趋。
中黎建交对于台湾的外交生存空间又是一次极大的挤压，毕竟台湾与Costa Rica建交长达一甲子多的时间。
让台湾的邦交接近于零似乎成了抑制台独主张的最好行动，我无法对这样的策略提出什么意见，但只是想那些台湾岛内的民众长期处于这样一个二等世界公民的情况，心里状态肯定不好受吧。不过那些争取生存空间的政客们恐怕也未必是有此慈悲之心吧。
唉！
晚间看薛涌先生的blog，在最知名的女篮球教练文章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see here。
素来出口无忌的主持人下台的原因正是美国的“政治正确”文化。
这其实对于国人来说也不陌生，就是文革那一套，一如昨天提到的价值优先，先定下一个美丑、善恶，然后一切都政治化。通俗点的说话就是戴帽子。
但也不能把美国的政治正确等同于俺们的政治正确。
不妨看看这种政治正确思想的形成。
清教徒将自由的种子种到了美洲大陆，渐渐的这颗种子慢慢生根发芽。
自由的理念成为每一个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每一个人在对自由充满渴求的同时，也会对平等有着与生俱来的期望。
然而自由与平等这两个终极价值观念有着内在的矛盾。
罗梭的名言：每一个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自由的名义之下，天赋的不平等以及后天的不平等最终将导致更大的不平等。
美国一步一步的推进平等，林肯的南北内战，从而解放黑奴。
老罗斯福时期的“扒粪运动”。
小罗斯福的新政。
这个自由的国度渐渐的改变了亚当斯密时期的自由主义的内涵。
自由不再是法王路易十六所期待强国富兵的“Laissez faire”（自由放任），而是注入了对于平等关怀的自由。
据说，政治正确的提法来自《女王》杂志主编之口，1992年，《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你政治正确吗？”，这个词语开始广泛深入美国社会。
它的产生正是因为美国社会高度发展之下始终无法解决的弱势群体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等等。
普通人可以忽视他们，但社会的良知——现代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忽视他们。
在知识分子的话语影响力之下，同性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话题成了社会的禁忌，以至于好事者归纳出最最政治正确的就是“同性恋的贫困黑人残疾妇女”。
价值优先的情况下，自然会有如此好笑的推论。
但对于社会弱者的关怀，不正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缺乏的吗？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政治正确的维护对象又是什么呢？
以前有次跟人聊天，聊到中青报的冰点事件。冰点周刊是中青报的副刊，因为刊载了袁伟时的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文章，而遭到中宣部的停刊处理。
文中主要涉及到对火烧圆明园以及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异见。
对于袁伟时的这番言论也是有很多不同意见，与之聊天的这位兄台属于极力反对的那种，我则认为出于言论的自由，何尝不可？
但这位兄台说言论的自由也要看是什么内容，价值优先的那种人。
我自认是价值中立的那种人，何谓价值，价值无非就是人们心目中认为值得追求的有意义的东西。
价值中立就是取消对于价值的判断，各种价值也就没有本质区别。
从本质上来讲，价值中立其实就有否定价值的意思，因为价值本身就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
完全的价值中立可能就会导致虚无。
但在中国这个现实国情之下，个人认为，价值中立优先还是价值判断优先显然是比较清楚的问题。正因为这个社会里缺乏异见，异见才更吸引人。
可怜的Blogger，总要时不时的中断。
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想起那个投弃权票的故事，忘了是谁，每次选人大代表，总是仔细询问各个候选人的情况，最后却是投下弃权票。
我对于blogger的坚持就是那张弃权票，体制内的反抗！
下午再次来到后海，天有些灰灰，水还是带点腥味，密密麻麻的鱼竿刺入水面。
以前单向街的那个篱笆墙内似乎在装修，没有享受到这里的气氛真是可惜。
后海西沿的宋庆龄故居收拾的非常干净，这个传奇的女人见证了中国最波澜壮阔的时代，而又受到最有影响力的男人们的尊重。
展板上一个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进入眼球，我被开国那一段开明、融洽的气氛所深深吸引。
宋庆龄去世前十五天最终加入共产党，第一感觉是有点不理解。
回来的路上想，她这个了却的心愿确是必然，只是到今天，我们无法感受到那种融洽了。
五一长假在家翻了翻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以及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陶东风更知名的事情是批诛仙、小兵传奇等玄幻小说，俺到是都看过这些玄幻大作，也不觉得有这么不堪呀，消遣消遣的东西没必要那么认真嘛）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本身就非常复杂，肯定不是这么浅读就能明白的。但对我的最大冲击在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不应该是第一位，首先的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的学术积累。就像丁学良说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强调他们的道德优越感。按这样的标准，在我的眼里还是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
比如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的郑永年，大国崛起系列中有他的一些访谈。
联合早报上的这篇文章，《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的领导权》，颇为认同。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在家国破灭之际认同了社会主义这一整套意识形态。（详细例子可以参见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社会主义由此起家，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但新中国建立之后，直到今天，GCD似乎并没有做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准备。
种种困境之后的改革之路，经济体制的重建更突显了这种滞后的缺陷，妄图小修小补的主观意志在现实困境之前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
政党理念的转变实际上就蕴含了意识形态的重构问题，我们也承认意识形态具有长期稳定性，正如郑永年提到的强统治权、弱领导权问题。但这种变革不正是马克思所归纳的吗？变革将是无可避免的，不可能总用中国特色这个修饰语来解决如今社会主义的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非常赞同郑永年提到的弱化统治权，借助知识分子、民间力量等智慧参与到意识形态的竞争之中去，进而重构整套意识形态。
我并不反对一党政治（新加坡、日本呀都是一党政治），但不希望这一党迟迟不能明确自己的执政党性质，继续那种革命党的思维。
与拉美政坛的左转恰恰相反，欧洲政坛整体呈现右转趋势。
北欧五国（norway sweden denmark iceland finland）以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模式著称于世，另一方面却也不失民主政体。这种资本主义可以咱们标榜的社会主义来的实际的多。
但除了norway还为左倾政府掌权之外，其余国家已经开始右转，对其高福利制度进行改革。
昨日的法国总统第二轮选举，罗亚尔与萨尔科奇的左右对决最终以萨氏当政结果。
英伦的布莱尔下台在即，右派保守党登顶的可能性较大。
欧盟的动力火车——德国早在默克尔夫人的带领下开始经济改革。
拉美的左转成为“新左派”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例子。
如今欧洲的右转也可以成为国内主张开放的典范。
但在中国无论是左转还是右转，最终的结果却都是另一番结果。
自由与平等不是只能得其一，而是都得不到。
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角度的考虑。
近日，四大部委的部长同时易职被媒体多番解读。
其中的关键正是科技部部长由民主党派人士担当，而民主党派人士素有花瓶的名声，这样的举动被大家广泛的认为中共有意推进党内民主改革。
对此我抱以乐观态度。
在中共善意推进改革之路的同时，八大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呢？
这一点在我看来更是值得思考的，在看章怡和的《最后的贵族》时，对于储安平之类的血气志士可以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但在今天，我很难说有多少人可以清楚地说出八大民主党派的名称。
各大民主党派的理念、加入程序等等对于公众来说基本是绝缘的。
年初两会的时候，我看过一组数字，八大民主党派的人数基本都在十万人左右，虽然人数不多，但从其构成来看，其影响力绝对是大于人数的。
但这些民主党派在公众生活中的缺失，以至于很难寄望于让他们承担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作用，这肯定弱化了其作用。
民主党派更应该主动的推进其自身的变革，这可能是更大的利好消息吧
苏东剧变的时候，我还如痴如醉的陶醉在格林兄弟、安徒生等人的童话世界里。
美丽公主与英俊王子的幸福生活绝对比世界大变化的吸引力强得多。
大国的荣光我只能慢慢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寻找，现实中的苏东，伴随着休克疗法的恶名。那个庞大的北极熊在一场场灾难中吸引着我的目光，纠缠不休的车臣、神秘而又残暴的黑寡妇、如此种种。
与此相对的中国，持续了近二十多年的繁荣。
国人由此而生的自负，苏东的真实面目又在哪里？
这一切的见证人之一——叶利钦今天去世了。
还记得叶利钦辞职时的演讲辞：
“我要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 谅本来似乎对我们很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 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要求他们原谅我不再为他们的这种希望进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障碍。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 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内心的痛 苦。我以前从未说过这些话，今天重要的是把话告诉你们。多少个无眠的夜晚，我怀着揪心的忧虑：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能使人民活得安好？对于我来说，再也没有 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了。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不但是尽了我的健康所能，而且是在所有难题上，我都尽了我的所能。……”
对于过于痛苦的改革，我不相信俄罗斯、东欧收获的仅仅是痛苦。
换句话来说，我也不相信中国的改革收获的只是繁荣。
复杂但却真实的真相正随着叶利钦的离去，慢慢显现！
举世瞩目的法国总统第一轮选举挑出了萨尔科齐以及罗亚尔。
显然这是一场左右对决！
关注选举之前，不妨先来看看颇有特色的法国总统制度。
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起，法国政局历经多个帝国时期、多个共和国时期，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
戴高乐成第五共和国之前，共和制政府大体还是议会内阁制，类英国体制，由议会多数党负责组阁。但法国政党数目众多，稍有差池，内阁就有下台之危。此确为多党制之不足，但因噎废食之举万万不可，欧洲诸多小国，多党制度亦是运转良好。
法国之问题大概与其国民性有关，试想大革命之激情。
议会内阁制度之下，一般的国家元首，实乃象征之意，如英国女王。
而总理或是首相执掌政府，操持行政大权。
此中也有立法权高于行政权的意味。
相对而言，美国立国之初，驽信三权分立，即便立法权也需加以限制，所以美国总统以及议会各自选出，总统担象征元首与实际行政首脑两职于一身。
议会内阁制与总统制，优劣之分，无须争辩。
一国政治制度终究产生于本国历史渊源之上，所谓路径依赖。
正是法国的特殊国情，始终难于适应议会内阁制，政党之争使得内阁更换有如儿戏，即便在现代公务员的政治中立的基础之上，行政官的频繁更换对于政策的连续性，对于内忧外患的反应程度也都是难以为继的。
戴高乐再创延续至今的第五共和国，本意就是加强行政权力，摆脱行政权依附于立法权的困境。但共和理念于国人之深刻影响，使得戴高乐终究难以隔断立法权的束缚，最终的结果就是英美体制的杂交成果，所谓半总统半议会体制。
总统由虚化的国家象征实化，并且改变其议会选举方式，隔断立法权对总统的控制。
但同时仍然保留议会多数产生总理的规定，照顾共和。
凭借其威望以及制度设计，戴高乐可使总理依附于总统，行政权也就得到了稳定。
但世事变迁，总统总理分属各派难于融合的问题日益凸显，行政权力被割裂成两部分，较之小布什的蹩脚政府（行政与立法分属不同政党）更为难受。
在中国，总有人强调融合之举都是大智慧，按此眼光法国体制融合英美，似应兼具其美，但事实全然不是。
土生土长的制度才是正题，适时改革亦是必须。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悲。
不知道是不是感受到余日不多的压力，达赖昨日在India宣布放弃独立。
人说七十古来稀，高寿的达赖毕竟也不可能无限期的跟政府僵持下去，虽然事隔40多年了，但故土的吸引对于一个宗教领袖只可能是与日俱增。只有在藏民之中，这个纯纯正正的宗教气氛中达赖的心灵才算是安稳吧。
除此以外，相信达赖的妥协也是出于现实的无奈，无论多少国外的支持，实现藏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年出走的那些同伴也许已经放弃了对于理想的坚持。
或许可以说，这是千载难逢之际，达赖一旦过去，恐无人能驾驭那些被现实刺激的日益激进的年轻一代，破题之日将再度遥遥无期。
期待之中~~~~
小国singapore的人民行动党自建国以来一直身居正位，去年的选举中再次蝉联。
无意贬低人民行动党对于狮城发展之贡献，但选举之中执政党通过合法手段削弱反对党实力也是居功不少的。合法手段之一就是选区重划。
关于选区划分，英文可译作reapportionment或者redistricting，还可译作gerrymandering。
前面的好理解，后面的是什么呢？中文称其为杰利蜥蜴，台湾叫杰利蝾螈。
实际上这个词是由gerry+mander拼凑而成，gerry可以说是操作选区划分的老祖宗。
此君为Massachusetts州长，1812年他将反对党选票铁仓区划得七零八落，选区犹如salamander，实为操作选举之开宗立派的大师。
现代民主制度之下，选举制度颇有不同，但就单一选区制度（Single Member Constituency - SMC)而言，每一选区获得多数选票即当选。规则简单明了。但无奈选民分布有一定集群性。请看下图：
如此操作，party 1稳获三票，party 2 仅中一元。
操作思路无非就是packing或者dilution，对party 2 来说，右图D选区中几近100%，就为packing，如此之高的选票对于party2来说都是浪费，50%以上选票就没有必要了。
另种思路dilution譬如右图变左图，本可以稳获胜利的D选区如此拆分，获胜事情就有悬疑了，如果周围party 1 选民更多，那party 2的铁仓将起不到一点作用。
小国新加坡操作的还是得心应手，但念及旧耻，美国多番改革，此种龌龊之事已不多见。
但不管怎样，可以看出民主难题就在于少数人的利益难以保证。
多数人的意志有的时候对于这些少数派是一种灾难。
想起今日在几家书店都可看到的一本书，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
此人大有来头，属于接近最核心高层的智囊人物。
这样的题目在中国语境里可是别有一番意味。
民主虽好，但要落实到实处，近日细读了诸多欧美政党制度的操作，似乎只能是叹服。
读了读皇甫平的文章，看看越南，值得学习之处的确较多。
一者，越南国会代表仅为500人，人数多少似乎也是民主与否的一个关键，3000人大会你相信能产生一个合理的争论吗？开会没有争论那不就是只剩下盖章了吗？
二者，越南国会专制代表超过25%，一个中国难道养那么多官僚就养不了几个代表？
其它之处还颇多，不一一详言了。
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前可以回避的问题到今天却是无法回避的。
不能总是把学习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欧美。古巴还有让世界称道的教育、医疗体系。
“总有一天，到那时，……，所有的欧洲国家，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的特点和闪光的个性，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的整体里；到那时，你们将构筑欧洲的友爱关……”
——维克多·雨果
雨果的言语是梦想还是预言？
欧盟昨天庆祝了他们的50年风雨历程，自Treaties of Rome签订起。
上周一直在看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其中有一本focus on美国的制宪会议。按照我们从小接受的世界史教育，似乎独立战争在美国的开国历史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对于制宪会议，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肆意歪曲了它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小日本歪曲中国历史，每个国家总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别人的历史）
这一点早有感触，只是一直没有时间仔细看看制宪会议的过程，揣摩那个时期的智者如何构建了这个世界最接近utopia的政治制度。
再仔细对比欧盟的历程与制宪会议。
有着相似之处，亦有大不同之处。
看今日之欧盟，宪法遭到france holland的否决，欧盟东扩造成新老欧洲的隔阂如此种种或可在美国的制宪会议之中体会一点智慧的火花。
历史给不了我们什么正确的答案，但前人的智慧总是有可取之处的。
财经杂志因物权法的文章被阉割，物权法的是是非非我也是难以明了。
最早注意这部曲折的法律因为北大教授职责其违反宪法，以至于当年这部法律被搁置。
我只是对于这么多人反对这部法律有着很多疑问。
支持的人都说是出于这部分人的意识形态顽固不化，看到的批评声中很多强调了这部法律今后的可实行性。
但我只是怀疑意识形态有这么巨大的反作用吗？
这样一批高层次的政府高官，大学教授难道只是出于僵守公有财产？他们难道看不到当代农民的失地困境。
或许他们也是出于法律的可执行性考虑，没有普遍执行力的法律有时候就会变质，一方面弱势群体无法借力，但强势群体却可以获得合法的外罩。
特别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虽然我不主张彻底完全的清算原罪，但合乎法律之后，岂不全都变白了？
一个多小时前，贾庆林同志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拉开了今年两会的序幕。
每年的3月，全国人大会议以及全国政协会议，即所谓的两会都会在京召开。
贾同志站在发发言台上侃侃而谈，神情颇为轻松，底下乌央乌央的政协委员。
一下子就想起来那个关于代表人数的调侃，说的是看国家民主与否的一个标志就是看代表的人数，太少，几个或十数十人，那肯定不会民主。 数百人那是较好的。再多的话，越多越无用。数千人开会，能开出什么结果，每个人说句话就该吃饭了。
我们无法拿中国的两会制度去与西欧北美的两院制比较，这两者有其本质区别。
很多人针对两会，尤其是政协开出了很多药方，譬如议会化，代表人数减少且专职化，言之凿凿，颇有道理。但是否可行呢？
假期在家看书，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的进退失据，无论是传统还是西方，我们都无法从这些思想资源中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一些片面从传统或是西方中得出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望梅止渴，可望而不可即。
现实的中国不需要那些浪漫主义，也不需要那些激进主义，需要的是现实主义，如何在这些现实问题上提出可操作的解决办法方是正题。
在安倍晋三利用朝核危机这种偶然事件，突破性的实现了中日高层会面。
我对于媒体的日版尼克松之称有所怀疑。
但中日冰冻关系确实在数月之内有了明显改观。
温家宝总理在前不久的东盟会议上与日本达成访日共识。
另一则消息则是中日将展开共同历史研究项目。日韩之共同研究有先例，悲观点看往往会是一种情况，两种表述。see here。
最新消息则是， China and Japan plan to resume military exchanges this year and may hold mutual naval visits.
If it goes through, the plan would see Japanese warships enter Chinese port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see here.
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密化，政治交往进一步深化，乃至军事方面，这些无不表明小泉政府的“政冷经热”模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中日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协调。
更广泛的看来，谁也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更现实的策略正是如何面对这种崛起。日本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来看Sino-Japanese relations，频繁并深入的中日交流将是中日之间的主流。
但中日关系错综复杂，首当其冲的正是历史问题，在中国，日本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民众的情绪无疑会大大干扰政府行为。
中日政府如何智慧的应对将是个大考验。
随便一句，我想来反对这种只有仇恨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