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政制

举世瞩目的法国总统第一轮选举挑出了萨尔科齐以及罗亚尔。
显然这是一场左右对决！
关注选举之前，不妨先来看看颇有特色的法国总统制度。

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起，法国政局历经多个帝国时期、多个共和国时期，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
戴高乐成第五共和国之前，共和制政府大体还是议会内阁制，类英国体制，由议会多数党负责组阁。但法国政党数目众多，稍有差池，内阁就有下台之危。此确为多党制之不足，但因噎废食之举万万不可，欧洲诸多小国，多党制度亦是运转良好。
法国之问题大概与其国民性有关，试想大革命之激情。

议会内阁制度之下，一般的国家元首，实乃象征之意，如英国女王。
而总理或是首相执掌政府，操持行政大权。
此中也有立法权高于行政权的意味。

相对而言，美国立国之初，驽信三权分立，即便立法权也需加以限制，所以美国总统以及议会各自选出，总统担象征元首与实际行政首脑两职于一身。

议会内阁制与总统制，优劣之分，无须争辩。
一国政治制度终究产生于本国历史渊源之上，所谓路径依赖。

正是法国的特殊国情，始终难于适应议会内阁制，政党之争使得内阁更换有如儿戏，即便在现代公务员的政治中立的基础之上，行政官的频繁更换对于政策的连续性，对于内忧外患的反应程度也都是难以为继的。

戴高乐再创延续至今的第五共和国，本意就是加强行政权力，摆脱行政权依附于立法权的困境。但共和理念于国人之深刻影响，使得戴高乐终究难以隔断立法权的束缚，最终的结果就是英美体制的杂交成果，所谓半总统半议会体制。
总统由虚化的国家象征实化，并且改变其议会选举方式，隔断立法权对总统的控制。
但同时仍然保留议会多数产生总理的规定，照顾共和。
凭借其威望以及制度设计，戴高乐可使总理依附于总统，行政权也就得到了稳定。

但世事变迁，总统总理分属各派难于融合的问题日益凸显，行政权力被割裂成两部分，较之小布什的蹩脚政府（行政与立法分属不同政党）更为难受。

在中国，总有人强调融合之举都是大智慧，按此眼光法国体制融合英美，似应兼具其美，但事实全然不是。
土生土长的制度才是正题，适时改革亦是必须。

康晓光的控诉

近来困扰在脑子中的问题是如何区分行政与政治。
无意中搜索到康晓光的一篇关于“行政吸纳政治”的文章，让我对于中国现行体制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但是我个人对于蒋庆、康晓光那一套儒教实在是不感冒，相比之下对于儒家思想的挖掘以及使用，我更同意杜维明先生的做法。其中的区别就是不能把儒家的思想直接置入到政治领域。

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看到这样一件伤痛的事情，03年的事情，非典时期，see here。
看到这，我不由的感同身受。
突然，他哭出了声来，孩子似地哭诉：“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现实的处境，时时也泛起这种无力感。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变好呀？

科举和公务员制度

小时候学历史的时候，课本中总会间断性的出现，某项成果较之西方早出现多少年，当时一遇到此种情形，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不过也有不小疑惑，这么强悍的过去何以落的今天这等地步，老马不总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

此等居功于前，毕竟也是事实，但有些东西却有点强意为之了。

譬如誉美科举制为现代文官制度的前身。Civil Servce，即公务员制度

很多人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将其赞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但我真不知道除了都可以称其为考试之外两者还有什么共同点？

曹魏草建的九品中正制历经南北朝已经彻底退化了，造成的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门"。

隋文帝在北周的基础上灭陈，终结数百年的黑暗时代，而其创制的科举制度则后世影响深远。短命隋朝实际上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夹杂在汉唐之间，终有点落寞。

"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提供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从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可能性，这对于社会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就如今天的中国，城乡二元的户口体制下，教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流动通道，但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失败，这条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窄了，原因无外乎教育的高收费，高校的严重扩招导致教育的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另外乡村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寻找摆脱贫困的方法，如不是这样，我相信现状将会变得更糟。

科举体制至明清才登峰造极，十年寒窗换得金榜题名，所谓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由此可见科举在古代社会中的深远影响。
传统社会里，君主权力是上承天命而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本人，通过解释天命就可以将立法权操之于手，行政与司法也集于一身。皇帝以下的官僚也基本如是，只不过权力范围一级一级的缩小，通过科举制度选出的官员也是如此。
科举制对于传统社会里面“从道不从君”的士阶层几乎起到了一个毁灭性的作用，使得君权的唯一抗拒力量得以制度性的瓦解。

而现代的文官制度首先发源于英国，三权分立后的英国，“政党分肥制”的弊端促使英国决心推进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即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这样的改革是避免国家行政机构的动荡所必然要求的。
文官制度通过考试的方式得以选拔，但最实质性的区别正是文官是纯粹的事务性官员，理想中的设计他们是与政治绝缘的。

更多的区别涉及到官员的考核、升迁、辞退等等。
而在今天中国推进的公务员改革似乎还在延续古代中国的残影，政治中立的原则始终难以确定。
行政与政治的分离是个过于复杂且难于说明的问题，但在中国推进政治中立的公务员似乎是向那些崇高的价值走近的一步。
一如我在引用杨小凯的叙述中提到的，怎么改进较之什么最好是更有意义的思路！

热爱

天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文字总能如此准确的激荡起我内心难以言述的情绪。here。

杨小凯说，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
以前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
但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

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其实是无比热爱这个国家的。

孙立平的实践社会学

今日读到孙立平先生的几篇关于实践社会学的文章。
最早在经观上看孙立平先生的专栏，由此对于社会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How society is possible？
这个问题可以说促使我的阅读方向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但让人郁闷的是我似乎对现实越来越迷惑不解了，农村凋敝但却得以维持，社会矛盾复杂尖锐但能维持稳定，如此种种。

孙先生的实践社会学不是强调社会学的社会实践功用性，而是强调把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静态的解剖，而是动态的随行。
在他采用口述史描述的三个案例中，描述了很多价值的东西。
譬如乡镇体系的表面虚弱、残缺，但却通过一些非制度性、非常规化的手段得以完成国家职能，而这些显然我们无法从书面上得到理论解释。

更有意思的方向是关于实践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的研究。
中国的社会转型，我想这可能是每一个愿意思考的人所感兴趣的题目。
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无法逃离这个漩涡，我只是对于这个漩涡会把我转入到什么地方非常好奇！
真的，太好奇了！

监管监管者

这一期财经杂志的Cover Story《郑筱xiao萸yu罪与罚》值得一读。
不过这些琐碎乏味的东西并不是我真正关注的东西。
另一篇文章《谁来监管监管者？》才是正角。

相较于最近京沪两地地产官员的落马，郑筱萸的出事凸显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关于监管监管者的问题！

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套用西方的政府治理理论基本是没有太多用处的。
就像中国的上市公司，那些公司治理架构也只能是花架子。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部分逐渐脱离出整个政治气氛，政府无论出于什么角度也会产生监管的需要，暂以最善意猜测，人民大众之需要。这种监管是一种不对称的监管，政府远远强势于市场，因为行政与政治在中国基本合二为一。
不独立的监管者同时又拥有极大的权力，无论市场还是消费者这些外部力量根本无法对抗，因此只能寻求内部制衡力量。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监管系统，纪委。

纪委如何起作用？在我想来这有点想在上市公司中怎么安排党委一样，实在是很需要智慧的玩意。
sina网上有篇《中国纪检体制5年变革：中央掌控省级纪委书记》

看得我有点脑袋大，中国这些事情怎么就这么复杂呢？
心里还有一个疑问，纪委要不要被监督呢？
应该是要吧，郴州窝案里的纪委书记用双规来使人就范，天哪，不是吧？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

昨晚一口气读完了《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Dreyfus的知名度可能仅此于两位Napoleon。（一位是拿破仑，另一位就是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
多提几句，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先后经历了数个共和国以及帝国时代，之前我也提过，我对于民选出来的皇帝拿破仑三世非常感兴趣。
不过这位皇帝在1870年与普鲁士的色当之役中一败涂地，这就是小时候学都德《最后一课》的背景，当时法国割让阿尔萨斯Alsace与洛林Lorraine给普鲁士，一代枭雄Bismarck其实是反对与法国结下如此世仇的举动。

Dreyfus正是出生在敌占区Alsace，普法战后条约容许Alsace居民选择法国籍，Dreyfus家的长子留在了德占区经营家族工厂，而主角则到Paris就读。
后来Dreyfus进入高等军事学校，进而就职于参谋部，娶得美妙娇妻。生活如此美好！
但Dreyfus是犹太人的身份却让他坠入深渊。

事情的起因源于1894年陆军部的间谍在德国驻法使馆发现了一张法军内部间谍的信件，没有签名、没有日期的一张纸片。
很快就凭借这张纸条，Dreyfus被判罪名成立。
这是一场被引导的审判，只是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
Dreyfus很快就被送到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法属圭亚那就在南美州的东北角，这块地方当初还有英属圭亚那，荷属圭亚那），开始漫长的囚禁生涯。
美妙生活的音乐突然中断。
事情在这个时候仅仅只是个别人对这种狂热的反犹太主义有些批评，但翻案的念头似乎只存在Dreyfus的家人之间。

1896年偶然情况下参谋部的一位军官（是位反犹太主义者）发现了真正的法军内部间谍。但上层进而伪造证据，Dreyfus事件又重新开始引起关注。
但参谋部的高层不惜为真正的间谍开脱，以防止Dreyfus翻案。
Zola为此写下了名篇《我控诉》。
毫无疑问，左拉那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是吸引我阅读这本书的原因。

事情的发展虽然开始有利于走向真理，但Dreyfus这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他成为了各种思潮彼此矛盾的象征。
就像史景迁的《皇帝与秀才》、孔飞力的《叫魂》一样，简单的事情实际上蕴含着深刻而又复杂的时代冲突。
这样一起德雷福斯事件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对抗，个人对国家、文人政府与军方当局、议会政治与群众政治、对一般人性的信念与现代种族主义。 历史有关人们身处之时与地。

读完书后，我想这些才是更吸引我的元素。
德雷福斯事件更是1789年大革命导致的内战一百年后仍得不到解决的明证。

德雷福斯事件之中似乎德雷福斯本人有点被忽视。
记录两句： Dreyfus说，德雷福斯那个象征并不是我，是你们创造了德雷福斯。
在最终宣布无罪时，德雷福斯阵营的人高喊，德雷福斯万岁！德雷福斯回答道，不，法兰西万岁！

生日快乐

让我可以如此坦然的原因正是小东的支撑
对于我来说，小东是我最大的财富

这就是最想说的几句话，希望我的小东—— 生日快乐！
北岛给他女儿生日的赠言似乎也可以借用来表达我对小东的祝福：
健康、漂亮、会思想！

终于清静了

终于清静了
虽然刚刚注射了针青霉素 但心情还是颇为愉快的 翻出以前写的这篇文章
纪念一下

醒来的时候屋里只是一个人了，坐在床上对着映衬在窗帘上的阳光发呆了好一会，以前大肆挥霍的享受现在变得如此的珍贵。
有点漫无目的的感觉。
一边随手翻了翻床头的书，一边估摸着今天该怎么过。
趿拉着破破的拖鞋去水房洗漱，相比于平日早晨的昏暗还有严重的睡眠不足，充足的阳光让我感觉洗衣都是种愉悦。
然后和着昨晚的那些剩菜吃了这顿午餐，居然有点不大习惯一个人在食堂吃饭。有些东西总是润物无声般的在你心里生根发芽。

路过lib时，在想这周似乎还不曾进去，坐到舒服的大沙发上翻看着那本《生活》第十期，我只是想看那个"我的导师"的专题，许知远如此概述，灵魂导游者。这些文字就像是你所说的触机，它让我有想借用这个题目来描述一下此刻心灵写照的想法。

这种触动并不是基于他们所说的大学，而只是基于自身的。在我看来，失败的大学教育那是每个人都无力抗拒的，每个人都深陷其中，何来灵魂的导游者？更重要的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已逝去，除了感触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自身的问题却不可能是一段一段的。

那天去书店的路上我感觉我似乎捕捉到一点东西，可以解释自己的一些困惑，柏拉图说人在这个世界是要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我一直固执的把它理解成人的孤独，而不是爱情，也相信这样的另一半不会是唯一的。
我难以孤独前行，独自寻找答案的路上我们需要很多的另一半来作为我们的灵魂导游者以及灵魂相伴者。

关于中国史学史上的五次反思

每周去听一场报告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其收获并不仅仅是报告本身，我更愿意将其理解成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清晨忽然醒来，有点无法入睡，辗转之余心想还不如体会下清晨。

六点的校园以及马路格外的清净，在美术馆下车的时候发现才七点。
依次穿过熟悉的五四广场、新文化纪念馆，然后就到了故宫的角楼处。当年的故宫之行现在几无记忆，但这角楼却印象颇深，不知何故？

顺着筒子河到东华门，站立在雄伟的城门之前，当年的朱厚璁不知停留在何处？
武宗荒唐一辈子，死时没有留下子嗣，一番商量，决定让武宗的侄子朱厚璁继位，当朱厚璁从籓第来京，按规矩，太子继位从东华门进，可不曾想朱厚璁愿意继位但不想继统，不承认武宗是老爸，这样一来他就拒绝从东华门进入。此乃嘉靖朝纷纷扰扰的大礼仪之争的序幕。

差不多点就往北海走，古色古香的国图分馆就在北海公园西边。
意外的是文津讲坛居然还要收费，虽说钱不多，但总归有些不爽。
此次讲坛题目为《关于中国史学史上的五次反思》，主讲人是北师大的瞿东林，史学大师白寿彝的弟子。

不知小东会否对此类topic产生兴趣？
历史似乎就是记录往事，史学史就是将历史这个学科科学化，比如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记录历史。
瞿先生将整个中国历史划出了五个史学理论的反思时期，第一个是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著《史通》，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提出史学理论，譬如史学涉及内容、记述原则、史书的文字要求、史学的社会公用；
第二个时期就是清初，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第三个就是梁启超的新史学革命，梁出于社会变革的需要，对古代史进行了几乎全面的否定；
第四个反思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用多说，唯物史观那一套；
第五次反思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马克思史观的一些反思。

我很想知道瞿先生何以如此划分？

可以注意到五次反思相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暂，而且史学理论的变化特别大。
结束演讲后的提问，有位兄台提了个问题，为什么非要在历史上扣个马克思的高帽子？

在我的眼里这个问题是另外一番考虑，关于历史的发展进化，我觉得马克思唯物史观只是提供了一种解读方法，诸如马克思韦伯论述清教徒与资本主义兴起时提到的宗教因素，黄仁宇大历史中数目式管理都是另外的可能。
经济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而显然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唯物史观极大的打压了其它史学理论的发展。

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历史为何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如果历史作为一种纯粹的学科，可能更有助于其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