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我并不在意牛气冲天的股市，但却不曾想到那种股市的激情早已蔓延到整个生活里了。
月初的地坛书市，“买本股票基金之类的书吧！”
路边的行人嘴里总是听到买股票的消息。
下午一进西单的新华书店，我晕，耳里传来的就是“翻几十倍的黑马”。一位口才实在是很差的老兄在那侃侃而谈，观者无数。
投资那一栏的书架，或坐或靠，挤满了人。
一切就像上世纪30年代，华尔街的擦鞋童也在打听买什么股票。
对于财富的向往那是每个人无可厚非的渴求。
那场史无前例的南海泡沫中，牛顿不也动心了吗？
也正是历史的前景以及现实的思考，都告诉我们这么一个事实。
这一切是无法永久支撑下去的。
小东说的很对，不会恰巧就是我倒霉吧。
赌徒的心理。
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中的问题，但却不相信自己将会是被套牢的一个。
我相信这会是一场快要见到底牌的赌博。
晚间看薛涌先生的blog，在最知名的女篮球教练文章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see here。
素来出口无忌的主持人下台的原因正是美国的“政治正确”文化。
这其实对于国人来说也不陌生，就是文革那一套，一如昨天提到的价值优先，先定下一个美丑、善恶，然后一切都政治化。通俗点的说话就是戴帽子。
但也不能把美国的政治正确等同于俺们的政治正确。
不妨看看这种政治正确思想的形成。
清教徒将自由的种子种到了美洲大陆，渐渐的这颗种子慢慢生根发芽。
自由的理念成为每一个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每一个人在对自由充满渴求的同时，也会对平等有着与生俱来的期望。
然而自由与平等这两个终极价值观念有着内在的矛盾。
罗梭的名言：每一个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自由的名义之下，天赋的不平等以及后天的不平等最终将导致更大的不平等。
美国一步一步的推进平等，林肯的南北内战，从而解放黑奴。
老罗斯福时期的“扒粪运动”。
小罗斯福的新政。
这个自由的国度渐渐的改变了亚当斯密时期的自由主义的内涵。
自由不再是法王路易十六所期待强国富兵的“Laissez faire”（自由放任），而是注入了对于平等关怀的自由。
据说，政治正确的提法来自《女王》杂志主编之口，1992年，《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你政治正确吗？”，这个词语开始广泛深入美国社会。
它的产生正是因为美国社会高度发展之下始终无法解决的弱势群体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等等。
普通人可以忽视他们，但社会的良知——现代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忽视他们。
在知识分子的话语影响力之下，同性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话题成了社会的禁忌，以至于好事者归纳出最最政治正确的就是“同性恋的贫困黑人残疾妇女”。
价值优先的情况下，自然会有如此好笑的推论。
但对于社会弱者的关怀，不正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缺乏的吗？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政治正确的维护对象又是什么呢？
以前有次跟人聊天，聊到中青报的冰点事件。冰点周刊是中青报的副刊，因为刊载了袁伟时的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文章，而遭到中宣部的停刊处理。
文中主要涉及到对火烧圆明园以及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异见。
对于袁伟时的这番言论也是有很多不同意见，与之聊天的这位兄台属于极力反对的那种，我则认为出于言论的自由，何尝不可？
但这位兄台说言论的自由也要看是什么内容，价值优先的那种人。
我自认是价值中立的那种人，何谓价值，价值无非就是人们心目中认为值得追求的有意义的东西。
价值中立就是取消对于价值的判断，各种价值也就没有本质区别。
从本质上来讲，价值中立其实就有否定价值的意思，因为价值本身就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
完全的价值中立可能就会导致虚无。
但在中国这个现实国情之下，个人认为，价值中立优先还是价值判断优先显然是比较清楚的问题。正因为这个社会里缺乏异见，异见才更吸引人。
可怜的Blogger，总要时不时的中断。
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想起那个投弃权票的故事，忘了是谁，每次选人大代表，总是仔细询问各个候选人的情况，最后却是投下弃权票。
我对于blogger的坚持就是那张弃权票，体制内的反抗！
下午再次来到后海，天有些灰灰，水还是带点腥味，密密麻麻的鱼竿刺入水面。
以前单向街的那个篱笆墙内似乎在装修，没有享受到这里的气氛真是可惜。
后海西沿的宋庆龄故居收拾的非常干净，这个传奇的女人见证了中国最波澜壮阔的时代，而又受到最有影响力的男人们的尊重。
展板上一个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进入眼球，我被开国那一段开明、融洽的气氛所深深吸引。
宋庆龄去世前十五天最终加入共产党，第一感觉是有点不理解。
回来的路上想，她这个了却的心愿确是必然，只是到今天，我们无法感受到那种融洽了。
五一长假在家翻了翻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以及陶东风的《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陶东风更知名的事情是批诛仙、小兵传奇等玄幻小说，俺到是都看过这些玄幻大作，也不觉得有这么不堪呀，消遣消遣的东西没必要那么认真嘛）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本身就非常复杂，肯定不是这么浅读就能明白的。但对我的最大冲击在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不应该是第一位，首先的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的学术积累。就像丁学良说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强调他们的道德优越感。按这样的标准，在我的眼里还是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
比如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的郑永年，大国崛起系列中有他的一些访谈。
联合早报上的这篇文章，《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的领导权》，颇为认同。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在家国破灭之际认同了社会主义这一整套意识形态。（详细例子可以参见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社会主义由此起家，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但新中国建立之后，直到今天，GCD似乎并没有做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准备。
种种困境之后的改革之路，经济体制的重建更突显了这种滞后的缺陷，妄图小修小补的主观意志在现实困境之前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
政党理念的转变实际上就蕴含了意识形态的重构问题，我们也承认意识形态具有长期稳定性，正如郑永年提到的强统治权、弱领导权问题。但这种变革不正是马克思所归纳的吗？变革将是无可避免的，不可能总用中国特色这个修饰语来解决如今社会主义的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非常赞同郑永年提到的弱化统治权，借助知识分子、民间力量等智慧参与到意识形态的竞争之中去，进而重构整套意识形态。
我并不反对一党政治（新加坡、日本呀都是一党政治），但不希望这一党迟迟不能明确自己的执政党性质，继续那种革命党的思维。
与拉美政坛的左转恰恰相反，欧洲政坛整体呈现右转趋势。
北欧五国（norway sweden denmark iceland finland）以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模式著称于世，另一方面却也不失民主政体。这种资本主义可以咱们标榜的社会主义来的实际的多。
但除了norway还为左倾政府掌权之外，其余国家已经开始右转，对其高福利制度进行改革。
昨日的法国总统第二轮选举，罗亚尔与萨尔科奇的左右对决最终以萨氏当政结果。
英伦的布莱尔下台在即，右派保守党登顶的可能性较大。
欧盟的动力火车——德国早在默克尔夫人的带领下开始经济改革。
拉美的左转成为“新左派”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例子。
如今欧洲的右转也可以成为国内主张开放的典范。
但在中国无论是左转还是右转，最终的结果却都是另一番结果。
自由与平等不是只能得其一，而是都得不到。
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角度的考虑。
五一回家正好赶上细雨蒙蒙的天气。
一个人穿行于城市之间的时候，我不尽怀疑这难道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吗？
我对于它有着极为强烈的陌生感。
而回到这度过了青春时光的城市，我不由自主的有着一种亲切感。
在家里翻南周时，有篇报道《证儿的逻辑》，see here。
只想大骂文化部是白痴！
但这帮人肯定不是白痴，什么叫寻租？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公权力肆意设租，牟取利润。
另一方面对于文艺行业也将是一种极大的摧残，很简单的例子，人文知识怎么能与自然知识一视同仁呢？
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出，政府不仅仅从内容、领域方面对文化产业有着紧密控制，设立职业考试更进一步消融了市场化力量侵蚀政府控制程度，国家的影响力深深的嵌入到文化这个产业之中。而这显然与改革的世俗化倾向是背道而驰的。
